《金縷曲》以敘事的波瀾起伏和情節場景的色彩紛呈而抓取人心。通過種種改革舉措，正麵地展示了張居正的治國才略，以及他審時度勢因勢利導，忍到極致，辣到十分的政治手腕。既寫足了官場上鐵麵如霜的張居正，而且也通過他對玉娘的憐香惜玉，柔情似水的細膩情感，襯寫出與他冷麵論政時完全不同的另一層人性，從“鐵麵宰相”到“溫情丈夫”，作家對其多重複雜的人格進行了多麵性的透視。
《金縷曲》雖然耐看，但感覺寫得太滿了一些，張居正上任後所推行的一係列改革舉措，諸如裁汰冗官、整飭吏治、整頓驛遞、子粒田征稅、清丈田畝、實施稅收“一條鞭”等等，幾乎都壓在了這一卷。盡管這樣集中寫，最能凸顯張居正的政績，容易給人留下比較深刻的印象，但從係列小說的整體構架來審視，卻暴露出明顯的缺陷，全書結構布局不大合理。將治國大事集中在一卷中展示，受篇幅限製，敘事必然會有輕有重。若分在兩卷則可以放開筆墨去寫，敘事會從容一些。
我個人覺得，係列曆史長篇小說創作按照常規，以二三卷本的架構最為精當，四卷本為適宜。但以《張居正》開頭兩卷的構架模式來寫，似乎以五卷本來結篇才舒展得開，而且在卷本篇幅上也顯得更勻稱些。
《火鳳凰》作為收尾之作，留下了明顯的缺憾，盡管在篇幅上有40萬字，占據著四卷之首，但整個節奏明顯鬆散下來，頭緒繁多，各種人物不斷地上場下場，難以將視線全部聚焦到到張居正身上。筆墨用得分散，也就不能集中調動讀者的情緒。令人遺憾的是，一些應該濃墨重寫，對讀者做詳細交代的地方，卻用筆不足，像張居正與皇帝之間的關係。是他將皇帝從小培養起來的，是老師也如同父親，又忠心耿耿地輔佐皇帝開創了萬曆新政，但張居正和皇上之間多年相依相存的情感，以及被世人所稱道的聖君賢相的魚水情深，何以轉目之間變成了不共戴天之仇，幾乎到了要掘墓鞭屍的地步，甚至連有利於社稷江山的萬曆新政的改革也要全部推翻。書中提到的幾點，比如張居正代擬“罪已詔”，使皇帝心生怨隙而報複；對母親李太後、張居正和馮保鐵三角鉗製的痛恨；還有對母親與張居正關係的嫉妒，但這些理由都未能充分展開，仍然會讓人心存許多疑惑。作為一個當代作家，又是用文學之筆來摹寫曆史人物，熊召政完全可以用自己的思考，去把握去洞穿曆史，表達出自己對張居正命運的獨特發現和理性闡釋。
這一卷在寫法上有些急促，上場的人物太多，牽涉的問題和事件也太多，許多事匆匆帶過。又因忙於給眾多的人物退場逐一地做交代，從李太後、馮保、玉娘、高拱、金學曾等主要人物，到張居正所重用的官員、以及門生家人等等，所以敘事顯得過於直接和粗糙。有時候小說的結局並不重要，人們更關注的是人物在其命運路途中的精彩紛呈，正因為性格、情感和細節的吸引，才會去關心結局，才會在沒有結局的文本的空白中去充填想象。
張居正的身份極為特殊，身為首輔他握有扭轉乾坤的攝政大權，在任上達到了人臣之極，受封為太師、上柱國，其聲望從朝廷到民間都達到了巔峰。另一方麵他又是一個在中國曆史上獨一無二的悲劇人物，這並不僅是以他死後削爵抄家平墳為印證，而是生前他就有著清醒的自我意識，從一開始推行新政時就已經看到了自己身後的悲劇，“破家沉族”、“機阱滿前，眾鏃攢體”、“溲溺垢穢”，從這些史籍中他本人留下的文字中，已透出了他清醒的預見，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任時，他就堅決地拆掉了在家鄉荊州已建好的大學士牌坊。當然，最令人感慨的是，張居正的結局以及他所推行的新政的失敗，更多的不是敗於政見，而是敗於自己的身體，以他的死為轉折。但作品未能充分挖掘這種悲劇性所具有的撼人心旌的衝擊力，也沒有從這些傳世的文獻記載中渲染出更多的有血有肉的內容。
書中集納了二三十個命運各異的人物，總體感覺上顯得比較平。讀曆史文學，讀者總渴望看到幾個讓人過目不忘的人物，能留存於記憶成為佇立於文學畫廊中的形象，像小說中高拱以謀略勝出；金學曾以銳氣逼人，以及鬥蟋蟀贏得萬兩銀子解國家之困，買蜜蜂蜇翻一地鬧事文人的所作所為，都讓人印象深刻。還有癲狂孤傲放浪的大儒何心隱等，但這種好與壞都能撼動人心的人物並不多，對人物個性典型化的提升還不夠。
《張居正》在筆墨趣味上有需要批評的地方，如寫男女之事，在寫人敘事中常夾雜一些葷詩葷話葷故事，若的確是營造特定的情境場合或是顯示人物秉性所必需，寫寫倒也無妨，但不應過多渲染，或是以把玩的心態投入對這種非健康的人性的敘寫中，像何心隱和李閻王在牢裏的那一回，完全可以不要，或是略寫。此外，整部文本中閑筆過多。本來以閑趣的筆調侃世說物，用以表現文人的智慧稟賦，以及展示作家豐富的雜學知識倒也沒什麼大礙，但一定要有節製，不要將太多的個人趣味沉入其中，以免橫出的枝蔓太多，遮蔽了主幹，甚至完全成了遊離於人物形象塑造之外的贅物。這種閑筆過多，加大了小說的篇幅，但並不一定能夠提高文本的質量，反而輕而易舉地消解了係列長篇曆史小說所具有的史詩性品格。
張居正形象的塑造，從總體評價上是成功的，對這一形象的創作中，始終貫流著熊召政的理性透視。他站在曆史審視的角度，研究曆史並從中尋找曆史的潛在暗示，以“楚狂人”為思考契機，從而確認了寫這個人物的總體基調和大致走向。在我看來，張居正形象的塑造在“狂”上還著力不夠，作為大明開國以來屈指可數的中興名臣，其成於“狂”，也失於“狂”。“狂”，既是張居正成就功業之本，也是其政敵所大加指摘之處，既體現在內在的個人性格上，同時也是外在的社會情勢所逼就，兩方麵都還有可深入開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