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泉的《楚王》係列小說，是21世紀以來湖北當代曆史小說最重要的收獲，是在當代語境下為數千年前曾經繁盛一時，卻在後來的曆史變遷和紛繁浩劫中風流雲散的古楚文明的招魂之作，也是發掘和重拾楚地文化根脈的文化尋根之作。
《楚王》三部曲，以當代人的想像去激活曆史的意象，從楚武王寫到楚莊王，將兩千多年的楚史碎片連綴生發成一部恢弘的文學巨製。可以想像這一營構過程中的種種挑戰和艱辛。由於五千年的古老文明的代代傳承，更由於重視修史寫史的文化傳統，漢民族所擁有的曆史資源之豐富，為人類文明中所僅見，這成為中國當代文學中曆史小說繁榮興盛的一個重要原因。數千年來，中華民族一直是一個重視曆史敘事的民族。在官方，修史一直被視作關乎曆代王朝根本大計和命運前途的“國本”，統治者既出於現實政治需求重視寫史，力求“以史為鑒”，治國平天下，同時也出於更深層的鞏固意識形態大一統的需要，將官方修撰的“正史”作為曆史敘述不二的權威版本，依據統治需要將曆史話語化，或者更準確地說，將曆史官方話語化，“以史為鑒”也就在為統治者提供施政參考的現實意義之外，獲得了第二種意義，即為王朝塑造一個能夠留諸後世、光照汗青的曆史形象。在這種官方意識形態支配中國曆史敘事的悠久傳統之下，中國民間文學中的曆史敘述也秉承了對帝王將相的演義敘事的熱衷和迷醉，從骨子裏體現出對權力話語和權謀文化的高度認同，與之相對應的，是對個人化敘事的淡漠和無視。權力話語和權謀文化，以及由此生發出來的故事因素，成為中國曆史小說中主要的消費點，而對人物性格、心理的塑造和刻畫卻並不被置於重要的位置。因而，在《隋唐演義》、《三國演義》等民間流傳最廣，被認為成就最高的曆史小說中，人物形象也基本是類型化甚至臉譜化的，而高度臉譜化、類型化的人物也無礙小說受到廣泛的接受。權謀文化加上草莽文化，構成中國古代曆史小說的深層文化底子，成為其在中國民間普遍接受並且曆史悠久的文學趣味。
這一淵源已久的文學趣味，與當下社會日漸深固的功利主義價值觀念相結合，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當下的曆史文本的寫作。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曆史題材的影視劇的興起，曆史文學創作受到影像化和商業化的衝擊，不少作者放棄應有的人文立場和基本的曆史審視角度，轉而以勾心鬥角、爾虞我詐的權術鬥爭為賣點，以淺薄媚俗、迎合大眾的娛民化情境為噱頭，將曆史題材創作帶入到以叢林法則為價值指針、以淺俗情節消解曆史反思的文化消費中去。近年來頗為流行的對古代曆史小說名著的改寫，以及大量古裝影視劇的翻拍，不惜構建完全背離曆史真實和生活邏輯的情節，生造一些非古非今的人物，使曆史書寫喪失了自身的文學傳統和品格。讓人略感欣慰的是，在這樣浮躁而功利的時代空氣裏，仍有人在曆史小說的創作領域，堅持嚴肅深沉的曆史文化尋根，透過紛繁複雜的曆史碎片，發出沉重而執著的詢問之聲，叩響古老文明埋藏在人跡罕至的歲月深處的悠長空階。仍有人矢誌不移，在數千年古楚文明已是日薄殘陽的荊楚大地，去觸摸千年之前楚地先王湧動的脈搏，再一次為古楚文化展開篳路藍縷的曆史畫卷，並試圖為新時代的楚地開拓一條文化傳承和自我更新的修遠長途。
映泉的《楚王》係列小說，就其已完成的三部——《和氏壁》、《先王劍》、《鳥之聲》而言，就是這樣一曲浩浩九歌。映泉截取楚武王熊通到楚莊王熊侶這一段楚國上升時期的曆史作為書寫對象，根據有限的傳世史料的記載去鋪陳演義，在文化之流、意識之流和情感之流上與中華曆史巨川相貫通，並且承接這種文化底氣去生發藝術想象，通過對武王熊通、文王熊貲、莊王熊侶這三位在楚國發展壯大過程中功業彪炳的楚王的刻畫，打造出一部雄壯瑰麗的楚國史詩。
一、曆史空間的創造性重構
曆史小說的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作者的曆史觀念和曆史視野，以及在曆史書寫中呈現出來的創作態度。而作者的曆史觀念是否先進，創作態度是否嚴肅，最直接地反映在他對待史料的態度和方式上。優秀的曆史小說作家懂得，好的曆史文學作品，一定有深厚的史料根基，若對史料的吸收和發掘不夠，則作品十之八九水分太重。史料是寫曆史小說所必須依據的基礎，史料愈豐富愈能為複活曆史人物提供更寬闊的周旋空間。寫曆史，先要讀懂曆史，讀透史料，這樣才會有沛然的底氣去生發藝術想像，才能文思縱橫，召喚逝去的曆史時空，挖掘和重構立體化的曆史小說空間。
《楚王》的曆史故事，至今已有數千年之距，那麼留存於傳世文獻中的記載也就及其有限，遍尋史冊，鉤沉典籍，所得可能隻是稀疏的段落，而且年代久遠，對史料的考辨也就尤為重要。對於《史記》、《左傳》、《戰國策》等零散細碎的楚史記載，如何在其中梳理出一條楚國發展的起伏脈絡，兼顧曆史真實和文學價值，確實是一道難題。通讀《楚王》，無論是從風雲變幻的曆史大事，還是從一枝一葉的細節小處，都能體會到映泉對於史料所下的紮實功夫。隻有積年累月沉浸到曆史文獻當中，對史實掌故如數家珍，才能在筆下徐徐展開龐大繁複的曆史事件，才能收放自如舉重若輕地布局宏大的小說敘事。更難能可貴的是，映泉對於史料並不是亦步亦趨，而是敢於突破史籍，在尊重曆史邏輯的基礎上充分發揮想象力，對曆史記載進行視角新穎而又合情合理地改寫，將曆史文本創造性地二次書寫，重構了一個意蘊豐富的曆史敘事空間。
在《楚王》的第一部《和氏璧》中，對於家喻戶曉的和氏璧的故事，映泉做出了符合曆史邏輯的大改動。史料上關於和氏璧的記載，原本是一個簡單的故事，卞和三次獻寶，而前兩次楚王和朝臣“有眼不識荊山玉”，當麵錯過稀世之珍，直到雙足被砍的卞和九死不悔地第三次獻寶，荊山玉才被世人承認，成為價值連城的和氏璧。應該說，這個曆史故事的主要旨趣在於其顯而易見的道德訓誡意義，在真實性上，是值得商榷的。小說家映泉對這個簡單的故事提出了質疑，難道幾代楚王都是瞎子？難道連宮廷玉工也分辨不出寶玉和石頭？在質疑的基礎上，映泉精心設計了線索複雜、寓意深刻的情節故事，創造出一段驚心動魄的曆史傳奇。在《和氏璧》中，雄才大略的楚武王熊通並非不識寶玉，而是有意利用寶玉做文章，通過各種“造勢”，將荊山玉“炒作”成為楚人凝聚人心、鼓舞鬥誌、艱苦創業的標誌性神物，卞和的兩次被刖足，都成為賦予和加重寶玉“王者之寶”象征意義的政治犧牲。卞和第一次獻玉，正值楚王熊眴接見天子和各國使臣之際，楚王為免寶玉落到天子使臣之手，也為了在天下人麵前確立寶玉“擁者為王”的符號價值，先殺了說真話的玉工，迫使玉工出麵偽證其為“石”，又下令砍掉卞和的左腳。卞和第二次獻玉，是在楚武王熊通婚慶的大殿上，又值天子和各國使臣在場，武王又故技重演，砍掉了卞和的右腳。事實上，楚王一直知道荊山玉是寶玉，也一直有機會接受這塊美玉到自己身邊。但是僅僅一塊寶玉根本無力改變楚國褊小貧弱的現狀，因而心機深沉的武王熊通不惜犧牲好友卞和的雙腿、親生侄兒和一幹玉工的性命，苦心營造和氏璧“王者之玉”的神秘價值，以此激發楚人團結一心、奮發圖強的雄心壯誌，並在世人麵前塑造楚國必將王霸天下的大國形象，從而從根本上擺脫地小位卑的弱國地位。尤為深刻的是，這種爭霸圖強的權術邏輯在振興楚國的旗號之下，從很大程度上被賦予了合理性和說服力，甚至連作為政治獻祭和權謀犧牲品的卞和，最終也在事實上對這一邏輯歸於認同。征戰至死的武王、誓死效忠的卞和、大義滅親的鄧曼、忍辱絕情的女蓀、自剄謝責的玉工……楚國的崛起，就是在這樣上到國君，下到庶人無私獻身的精神召喚之下實現的。血淚相和的曆史書寫，在楚國從一個封地數十、爵位低下的小國迅速成為千乘大國、諸侯霸主的大的背景之下，獲得了淩駕於悲劇之上的氣質雄渾的史詩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