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王》對曆史文獻的二度書寫和對曆史空間的拆解重構，展現出來的這種混雜著曆史榮耀和人性血腥的二重意味的史詩品格，既來自於文本獨特的史料處理方式，又和一身“蠻”氣的楚人品性和詭譎浪漫的楚文化精神相呼相應，彙成一曲壯烈激昂的楚文化的哀歌和頌歌。
二、楚人精神的符號化書寫
《楚王》是一部企圖透過曆史史實和史料，觸碰和捕捉曆史進退之間楚人靈魂內質的哀歌和頌歌。映泉為了從紛雜的曆史事件中抓住最佳落筆點，實現自己的這一藝術構想，非常智慧地使用了多種象征手法和符號書寫，通過從曆史故事中采擷和澆鑄幾個鮮明而凝煉的象征符號，來書寫人物，將主要人物的個性特征投放到楚人性格的共性特征中去，顯得元氣充沛，意蘊深厚。
波瀾壯闊的曆史篇章，注腳往往落在少數風雲人物的身上。在《楚王》中，楚國的曆史，在某種程度上凝縮為楚王的曆史，濃縮為三位中心人物——武王熊通、文王熊貲、莊王熊侶的成長傳記和生命曆程中。而與三位楚王要麼息息相關，要麼血脈相連的生命意象，同時也是凝結著楚人國運的象征符號，就是在書名中被點亮的“和氏璧”、“先王劍”和“鳥之聲”。
在《和氏璧》中，和氏璧作為一個象征符號，凝結著卞和、玉工、大臣以及女蓀們的忠心，幾代楚王奮發圖強、自我犧牲的雄心，以及楚人與中原政治中心世代抗爭，以求得到天子承認的決心。在《先王劍》中，“先王劍”作為王者權力之劍，和楚文王從殘疾自卑、猥瑣柔弱成長轉變為雄強自信、英明詭譎的人格相互指涉，也和扶助文王成長的一眾賢臣相互指涉，還跟文王典刑匡國、征伐安邦的輝煌事業相互指涉。在《鳥之聲》中，“三年不鳴，一鳴驚人”的大鳥，象征楚莊王呆鳥加神鳥的雙重人格和矛盾性格，也象征莊王恩威並施、剛柔相濟的治國手段和功過相混、得失難斷的爭霸功業。
在三者當中，以《先王劍》的符號化書寫最為典型。作為儀表堂堂，武功赫赫的武王熊通的兒子，形貌猥瑣的文王熊貲自即位之始，便沉溺於深深的自卑當中，直至自暴自棄，逃避王位帶來的責任。但是，在母親鄧曼、鬥世家族、申叔、丹姬等各派人物亦正亦邪、方法各異的教誨、勸諫、誘導之下，文王日漸成長為一個邪中有正、柔中帶剛的賢王和梟雄，成為一柄出鞘的王者之劍。“先王劍”具有多重象征含義，它既是一把王位繼承人持有的寶劍，又是先王留給文王堪為國家中流砥柱的賢臣良將，也可以是久經磨礪、終成大器的文王的人格之劍，是楚國成就霸業的王者之劍，是公而忘私、國而忘身的楚人精神之劍。值得玩味的是，與“和氏璧”、“鳥之聲”不同，“先王劍”不見於曆史記載，是由作者想象出來的核心意象，也正是這種超越了史料，以當代人的想像去激活的曆史意象，體現出映泉不同尋常的藝術創造力。
正是基於這種藝術創造的自由想像和發揮，楚文王熊貲的性格形象在《楚王》係列當中，是最為圓潤豐滿的一個。映泉大力刻畫了前後形象落差極大的人物性格，這種形象上的巨大落差與轉變，和先王劍的意象之間形成了引人入勝的文本張力。一開始，文王仿佛歌德評價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承擔了不適當的曆史使命，像種植了過大的植物的花盆，將要被這一使命撐破。然而，隨著敘述徐徐展開，在來自不同人的苦心孤詣的幫助之下，在曆史事件的重重考驗和洗禮之後，文王最終接過了振興楚國的曆史重任。文王的性格成長和轉變，著墨最多而脈絡清晰、真實自然，顯示了人物刻畫方麵的大手筆。而文王的性格成長，不僅僅是他個人的人格生長和自我完善，同時也喻示著楚國和楚人的精神成長，包含著厚實的象征意味。
三、現代語境下的文化招魂
《楚王》是一曲謳歌楚文化和楚民族精神內核的尋根之作和招魂之作。《楚王》雖然是寫帝王，但並不是一部帝王家譜，而是以黃鍾大呂般的曠世之音，高奏楚人精神與楚人智慧的樂章，謳歌拓疆土、抗強權的楚人功業和凶蠻血腥而又光明燦爛的“楚魂”。
楚文化的精神品質，混雜了野性浪漫和凶蠻剛烈、執拗堅耿和睿智詭譎，這些既矛盾又統一的品質在《楚王》中被刻劃得淋漓盡致。身為主人公的三位楚王，個個是英雄也是奸雄，是賢明之主也是險惡之人。而楚國曆史上升時期飛揚壯麗的史詩，總是伴隨著血腥和凶蠻的一麵，這種凶蠻和血腥，不能簡單地視為曆史的陰暗麵，因為這正是早期尚未披上過於沉重的文明枷鎖的楚人生命力滿溢的征象。楚國的崛起，與楚人凶蠻血腥的性格大有關聯，這正是楚人與日益陷入陳舊空洞的禮製禁錮的中原諸國的競爭當中最大的優勢所在，《楚王》成功地揭示了這種雙重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