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王劍》中，成功滅息國、勝蔡國的楚文王在占有了蔡侯垂涎已久的息夫人後，與淪為階下囚的蔡侯有一段耐人尋味的對話。文王熊貲問蔡侯為何對息夫人一夢數年，卻遲遲不敢出兵滅息，抱得美人歸，蔡侯答道“北方有周公之禮”，熊貲卻再次大笑：“身背周公之禮卻心生苟且之念，或者反過來說，心有苟且之念卻背周公之禮，就注定了你的無作為，無出息。”顯然，這裏觸及到新舊兩種文明之間的對立和碰撞，以周公之禮為核心的中原文化在青春亮烈的楚文化麵前，顯得腐朽而衰老。楚人正是憑借這種“蠻”性和血性，保持著侵略性和擴張性，才能成就崛起的大業。曆史上，相對落後的文明往往比高度發達的文明更有活力和戰鬥力。從這個意義上說，楚文化的繁榮興盛，是以楚人的野性和凶蠻氣質分不開的。映泉在把握楚人“荊蠻子”的性格上，顯示了辨證的曆史深度。
在第三部《鳥之聲》中，映泉的筆觸開始更多地觸及楚文化的陰暗麵，前兩部書中始終彌漫著的一種昂揚向上的氛圍大為減退，雖然這時正是楚國事業的全盛期，但《鳥之聲》中展現出來的卻更多的是一種盛極而衰的曆史的無奈感和宿命感。一方麵，隨著楚國立國日久，占地日廣，征伐頻繁，國家各種典製禮法不可避免地走向完備和體係，走向因循守舊；另一方麵，統治階級內部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團，不可避免地開始走向分化，這一切為楚國的衰落埋下了伏筆。
《鳥之聲》從一場血腥的宮廷鬥爭開篇。尚在幼齒之年的楚莊王熊侶親眼目睹父親弑君篡位，將祖父成王熊惲和叔父公子職和內殿的宮女們殺害，那種血腥與恐怖伴隨了他一生。從此，熊侶走上一條假裝無知輕浮、放浪不羈的“呆鳥”之路，以這種方式來保全自身。明裏他縱情聲色，荒廢朝政，殘殺諫臣，暗中卻博覽群書，試圖找到報仇雪恨，玩弄天下於股掌的方法和答案。這種分裂的生存方式既是對他經曆過的黑暗血腥的權術鬥爭的反叛，又日漸進化演變成為在權術鬥爭中韜光養晦、玩弄群臣的手段和智慧，形成了熊侶的呆鳥加神鳥的雙重人格特征。而當他結束三年不飛不鳴的蟄伏之後，立刻就以詭詐血腥的手段，逼迫世代於楚國有大功的鬥氏家族造反，並借機除掉這些威脅到他獨裁地位的王公貴胄、舊臣世家。對外，他征伐不斷，謀求對中原地區的霸主地位。《鳥之聲》充滿了陰謀與血腥，前兩部中的積極向上的氛圍，到此大為減弱。
如果莊王一直如此，那他很可能在曆史上始終扮演一個心機有餘而器識不足的楚君形象，不可能有後來的“春秋五霸”的曆史地位。在《鳥之聲》中，為促使狡詐寡恩的莊王熊侶走向轉變，作者依托史實，加上自己的想象，設置了兩個重大動因。
第一個重大動因，是莊王問鼎於王孫滿的經曆。一方是誌得意滿、驕橫跋扈的楚王，率領勝利之師覬覦天子九鼎，另一方是勢力沒落的天子使臣王孫滿，短暫交鋒，根基淺薄的楚莊王就被雖無兵無卒、和藹可親但卻又威儀赫赫的王孫滿折服，認識到自身的輕狂與毛躁。從王孫滿身上，莊王領悟到要想稱王稱霸，除了威加四海，還要修德以服人。從此他走上恩威並施，示德於人的自新道路。
第二個重大動因，是一代賢相孫叔敖的出現。流芳千古的賢臣良相孫叔敖治國有方，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在他的治理下，楚國才能為頻繁的征伐提供軍需和保障，楚王的霸業才能實現。不僅如此，正是他的高風亮節和通透豁達的人生觀念，啟發浮躁險戾的楚王開始體貼子民，洞察人生，最後悔悟己過。
以現代人的眼光看，莊王熊侶可以說是《楚王》係列中性格最為複雜的一位。他心機深沉，暗圖大計，卻又浮躁輕狂，性情多變；他求賢若渴，重用賢臣，卻又親信近臣，以致孫叔早死，賢士寒心；他渴求霸業，窮兵黷武，卻又假仁假義，屢失良機；他聽從王孫滿之言，立誌修德，卻又在犧牲楚國利益，外示恩義於諸侯的同時，對內失信於群臣，對為楚國操勞犧牲的功臣毫不在心。幼年時期目睹的宮廷血變讓他終身生活在沒有安全感的恐懼之中，而為對抗這恐懼，他又懷嗜殺之心，以血洗血，最終成為鬱鬱而終的獨夫。莊王事業的走向迷茫，也代表楚國事業的盛極而衰。
事實上，當我們將莊王的功過置於現代文化背景的考量之下，有一點也許連映泉也始料未及。莊王問鼎於王孫滿，從此轉而修德，這的確幫助他成就了楚國一時的霸業。但從另一個角度，毋寧說，這代表了從先王熊渠開始的楚人自在自足的野性文明開始收斂，向以天子為中心的中原正統文明俯首稱臣，這就埋下了楚文明走向衰微的根芽。從那時開始，楚人的凶蠻和淩厲之氣開始消散，楚文化開始喪失本色天真的元氣，從而失去了繼續生長擴張的動力。數百年後，同樣在禮法文明上落後於中原文明的秦國沒有選擇向儒文化靠攏，而是以法家治國，獎勵耕戰，最終破趙滅楚，統一了中國。參考秦人的國運，莊王在曆史關口做出的選擇中包含的得失之機，應該啟發楚史研究者做出更深層次的思考。
長篇巨製《楚王》的當下意義在於，映泉通過對曆史史料的搗碎重排，試圖透過碎片化的曆史現象，在當下語境中複活和反思古老悠久的楚文明的精神魂靈，為當下文明發展提供古代文明的鏡鑒和參照，為在曆史中既遭淘瀝破滅，又被輾轉傳承的楚文化敲響招魂的編鍾。在這個意義上，《楚王》不僅是一部曆史小說，也是一次文化的尋根。在《楚王》不厭其煩地細致鋪陳的楚舞、楚歌、楚服的描寫中，可以體會到作者試圖在小說中複活楚文化的文學野心。雖然對楚文化的描寫常常集中在歌舞服飾等表層元素上，對於楚文化的一些深層元素如巫文化的發掘還有待加深，但《楚王》基本抓住了古代楚人獨特的文化內核，並摻入了映泉自己的個人化理解。這種個人化的曆史敘事，也是當代人麵對曆史做出的具有時代意義的審美感知和文學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