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寫近現代中國革命曆史的長篇小說，在湖北文學創作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對中國革命的文學敘事，敘寫對象主要集中在20世紀初至1949年前後新中國成立之初這一曆史線段中，如李曉明、韓慶安的《平原槍聲》、《破曉記》、《風掃殘雲》；嶽恒壽的《媧魂》；何存中的《姐兒門前一棵槐》；馬識途的《清江壯歌》；王英先的《楓橡樹》；陳立德的《前驅》、《翼上》、《吉鴻昌》；李爾重的《領導》、《戰洪水》、《新戰爭與和平》；碧野的《我們的力量是無敵的》；柯崗的《三戰隴海》；梁斌的《紅旗譜》（動筆在武漢）；鄢國培的《長江三部曲》；鄧一光的《走出西草地》、《江山》等。
就小說表達的內容來看，則多種多樣。《平原槍聲》寫了抵抗日本侵略者的鬥爭，《破曉記》描寫了解放戰爭期間的遊擊隊的戰鬥生活，《風掃殘雲》寫了解放初期解放軍在大別山地區的剿匪鬥爭。《清江壯歌》裏鄂西恩施地區地下黨員劉惠馨因叛徒出賣被捕入獄，臨刑前將剛生不久的孩子置於路邊草叢中，後被一對普通百姓收養，20多年後與親生父親任遠相認。這些小說以絕對的革命主題來展開小說敘事，像李曉明、韓慶安的《平原槍聲》就是被列入“紅色經典”的革命史小說。這類小說通過講述革命戰爭傳奇，謳歌革命英雄，以其特定的思想和價值觀念，構築了特定的社會政治語境中的主體意識，成為“17年”這一時期文學話語中心的承載體。
曆史和革命是關聯在一起的，革命史小說對曆史的選擇是有限定的，講述的是既定的曆史題材，通過再現曆史場景肯定了革命的正確性。這種有規定和限製的對曆史的表述，一是由於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所決定，二是因為作者們對革命有著強烈的認同感，選擇革命曆史作為敘述主題，就成為一種必然。李爾重的八卷本的《新戰爭與和平》，主要以既定的革命曆史為創作題材，挖掘和再現了中國革命的曆史記憶，敘寫中國革命的曲折曆程和最終取得的勝利，充分肯定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正確性。碧野的《我們的力量是無敵的》描寫了解放戰爭中的人民軍隊。闡釋分析這類作品，要關注敘事者的敘事立場，必須從作者的身份來加以考量。革命史小說的不少作者身份比較特殊，他們首先是革命者，然後才是作者。他們大都不是專業作家，有關革命曆史的敘述主要來自記憶，是以革命的親曆者的身份，來參與革命史小說敘事的，其中有的人就是自我經曆的講述者。
對革命史小說的理解，要從支撐它的三個支點:革命、曆史、小說著手。首先是體現在作品中的政治意識形態，這可以從作品主題的革命性，對革命英雄精神的弘揚，以及所傳輸的主導思想和價值觀念上去加以考察。像鄢國培的《長江三部曲》，通過對19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葉，川江之上中外各方勢力爭奪航運命脈的鬥爭史，折射出數十年間風雲激蕩的中國社會的百態。鄧一光的《走出西草地》寫了二萬五千裏長征中，那些因極左路線的曆史錯誤而被劃入改正隊的挑夫們，用行動證實著他們對紅軍的忠誠。劉醒龍的《聖天門口》，以大別山天門口鎮上的雪、杭兩家幾代人的糾結，將中國近現代史上所經臨的各種政治大事件都容括其中，展開了中國社會近大半個世紀浴血的革命曆史畫麵。何存中的《太陽最紅》以富家子弟出身的革命者與舊製度的維護者鄉紳之間的鬥爭為主線，以大別山地區的“黃麻起義”為背景，再現了紅四方麵軍早期十年組建過程中艱苦卓絕的奮鬥曆史。小說沒有選擇正麵戰場，而是以大家族成員在革命中形成的你死我活的階級矛盾來重述曆史，體現了一種新的曆史觀和對曆史的重新思考。《姐兒門前一棵槐》另辟蹊徑，表現了從紅軍時代延續下來的老將軍一生中的愛恨情仇。嶽恒壽的《媧魂》，描寫了抗日戰爭時期山西軍民的對敵鬥爭。鄧一光的《江山》再現了人民解放軍在打下江山後，為建設和鞏固新政權所進行的另一種戰鬥。革命史小說對曆史題材的選擇和對曆史的敘事重構，呼應了時代的意識形態的要求，也在潛移默化中完成了一種對中國革命曆史的認知，由此構成了一代讀者的革命史的集體記憶。
革命史小說，對中國革命曆史的敘述明顯存在著曆史和時代的局限性、差異性，讀者的閱讀接受也存在著不同時代的差異，隻有把這些作品還原到特定的社會政治曆史語境中去，才能充分理解它的曆史合理性和審美價值，才會從不同的角度去審視具體作品在思想內容和藝術表達上的缺憾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