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江三部曲》中，川江航運的風起雲湧的曆史融化於潮漲潮歇的時代風雲之中，川江的漩流承載的是中華民族半個多世紀的艱難曆史。《長江三部曲》的正文開始的地方，已是三十年代中期，川江民族航運迅猛發展，民族資本家陸祖福（其原型是曆史上創辦民生公司的著名民族資本家盧作孚）創辦的民成公司異軍突起，對抗著國內各路勢力的侵吞和外國航運勢力的碾壓，成為執川江航運牛耳的民族企業。與此同時，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華北步步進逼，蔣介石實行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使國民政府漸漸失去民心。在這種情形之下，表麵上一潭死水的川東地區，地下已有巨大的潛流在湧動，日本人、英美勢力、蔣介石、四川地方軍閥……各派政治勢力交鋒日益激烈。作為西南咽喉命脈的川江航運，不可避免地成為了爭鬥的焦點。
“三部曲”的第一部《漩流》以川江涪陵輪船公司的命運作為主線，搭置敘事框架。國民黨左派人物高倫北伐後解甲回鄉，創辦涪陵輪船公司，想實現實業救國的抱負，可由於靠行幫把頭，經營不善，設備陳舊，幾乎瀕臨破產。經過留洋歸來的新任總經理朱佳富的整頓，開始有所起色，但由於力量單薄，依舊獨木難支。麵對著日、英等國公司向涪陵輪船公司伸出的打著“援助”旗號實則心存吞並之意的局麵，董事長高倫最終選擇與民成公司合並。以陸祖福為總經理的民成公司在曆史上有原型，陸祖福及其民成公司的發展和命運貫穿於整個三部曲之中。從某種意義上說，民成公司的曆史幾乎就是一部“川江航運史”。民成公司創辦的目的是圖強自救，收回內河航行權，為四川父老服務，把帝國主義勢力趕出川江，趕出中國，這是民族危亡之際的一種實業救國的理想。民成公司采取歐美新式方法經營，機構健全，辦事人員精幹，規章嚴，效率高。在十年時間裏，幾乎統一了整個川江航業，令外商和國民黨招商局也不敢小看，寫下了民族航運史上的光輝一頁。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民成公司在與官僚資本和帝國主義勢力的較量中保持獨立，堅持發展，把川江航運擴展到中下遊以至海洋，為戰時運輸做出過重大貢獻。這一段民族航運的曆史，是與現代中國曆史緊密地聯係在一起的，小說將近50年中國近現代史上所經臨的各種政治大事件都容括其中，以民成公司的興衰發展來濃縮中國社會和民族曆史的變遷。
由於所反映的社會畫麵的廣闊，《長江三部曲》明顯借鑒和模仿了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中使用的多線索交叉並進式的結構方式，這一結構方式，也展現了作者的史詩性的創作野心。《長江三部曲》線索繁多，糾纏並進，既有帝國主義勢力與國內勢力之間的民族矛盾的爭鬥，又有民族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勢力和國民黨官僚資本的內部矛盾的交鋒；既有共產黨和各階層人民與蔣介石之間圍繞抗日和內戰展開的曆史宏觀線索，又有朱佳富的個人奮鬥史和情感史的微觀線索……所有這些線索都是貫穿小說始終的，而每部還有眾多的副線，整個“三部曲”眾多線索經緯交織，羅列有致，展現出史詩性寫作的品質。事實上也是，鄢國培在《長江三部曲》完成後，還做出了寫《烏江三部曲》、《清江三部曲》等長篇小說的宏偉計劃，雖然未能完成，但這些展示川江地域曆史文化和社會政治的長篇巨製的構想，卻顯示出鄢國培書寫中國當代文學史詩的雄心。
三、性格分明血肉豐滿的人物
依托於宏大的社會曆史背景，《長江三部曲》展示了中國現代跌宕起伏的曆史事件，尤其在寫人上，顯示出很高的水平。小說中寫了上百個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眾多人物形成一條人物的長河。在這條長河中穿行，可以看到川江上形形色色的人物，有船運公司總經理，有留學英國倫敦回來的洋學生，有船員水手，有黨的地下工作者，有名門富族的閨中佳秀，有落魄文人，有靠小買賣為生的市井小民，有生活艱辛困苦的農民等等。也有反麵人物，三教九流，如各類軍閥、國民黨特務、日本女間諜、洋牧師、袍哥頭子、鄉下財主等等，人物類型複雜而多樣，由此支撐起了小說宏大的社會空間。
注重寫人，成為鄢國培創作的重點，雖然小說寫了繁複的多條線索，曲折的故事情節，但重心還是落在對人物的刻畫上，他認為文學是寫人的，故事好編，人物難寫。所以寫人時，是人以事顯，而不是事因人出，事隨著人走，讓人物活動在特定環境裏，該哭就哭，該笑就笑。《長江三部曲》中從上至下塑造了一批能夠讓人記住的人物群像，讀罷小說，幾十個人物的麵目清晰可見，除了朱佳富、陸祖福、楊寶瑜等主要人物之外，小說中的次要人物如蔣介石、陳布雷，下層人群如秋蓮、張阿德、楊佑成、封大嫂、春燕、楊嫂子、封麗華、何大名等，都能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這種大麵積寫人的規模，以及精細的人物刻畫，在當代長篇小說創作中，並不多見，這些人物身份各異，卻各具性格特色，寫得人性飽滿，栩栩如生，其命運又相互關聯、旋轉交錯，這正體現了鄢國培寫人的能力和技巧，也是《長江三部曲》受到讀者喜歡，甚至在多年後還留有印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