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表現紅軍長征的小說中，鄧一光的《走出西草地》絕對是一個特例，長征——這場舉世無雙的曆史事件，在中國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曆史價值和意義，毛澤東的有關長征是播種機的形容深深地留在許多人的印象中，所以鄧一光會這樣去想“長征的所有參加者——無論是死難者還是幸運者，他們都是一些種子，是一些具有頑強生命力和繁衍力的種子。”“有時候我們看不到種子，……我們隻能看到更高大的東西。我們隻能看到森林。”對於小說的作者來說，種子就是曆史。這就是鄧一光創作這部小說的緣起。
小說寫了長征中一群與眾不同的人，是被我們忽視而看不到的一些種子，那些因極左路線的曆史錯誤而被劃入改正隊的挑夫們，“他們有經曆，有資曆，指揮過大部隊，打過無數仗，殺過無數人，勝過也敗過，寵過也辱過，後來他們成了紅軍中的異端分子，被革了職，繳了械，關進了牢裏，有的判了刑，有的正在甄別之中。”像副軍長朱成元，團長方紅娃，師政治部主任柳棣，桂全夫，副師長等等，過去他們是紅軍中的高級將領，身經殺場，英勇善戰，都是從血光滿天的戰場上殺出來的，現在卻成為這場集體大遷徙中最負重的挑夫，“行程二萬五千裏甚至更長，阻截和剿殺的槍炮聲日日不曾斷過，自然條件惡劣到使人難以生存，饑餓寒冷疾病像不散的陰雲時時刻刻籠罩著”，這是“一場生死攸關的大撤退，不知目的也不知未來，拖家帶口，征途漫漫，險象環生，隨時有全軍覆沒的可能，更為重要的是，不斷失敗的屈辱，不被承認的孤獨。這一切都把這一群行走在路上的人時時刻刻逼入絕境裏”，僅是這些對他們來說還不算最壞，最糟的是他們被自己的同誌時刻監管，是革命的“敵人”，他們要一路忍受最不公平的待遇，忍受被誤會、被誤殺的恥辱，從前指揮過千軍萬馬，手上握著生殺大權，打起仗來氣吞山河，一下子成了被小兵們管束押解的囚犯，生殺大權落入他人之手，隻等著他人發落，這種巨大的心理落差和精神恥辱，一般人都難以承受。作為紅軍中最優秀的一群人，憑他們的智謀和膂力，完全可以一走了之，避開這難忍的恥辱，也可以保全生命，但他們卻做到了能伸能屈，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軟弱和屈從，而是堅不可摧的信念支配下的自持行為。在逆境中，他們不卑不亢地堅守著自我認定的精神指向，不會因紅軍局部的錯誤和個人所受的奇恥大辱，去報怨革命。正是長久地堅持心中理想的信念，他們才可能表現出如此的寬容和大度，始終朝著目標走，不管在什麼地方，他們都會成為那裏的靈魂和核心。
桂全夫是小說中重點塑造的悲劇英雄的形象，他個性沉隱而不外露，多數時候是不動聲色，不顯山不露水但卻達到了目的，雖然個性內在卻咄咄逼人，時時顯示出具有支配力量的素質。百丈關之戰，憑著一雙戰咯家的眼光，他已清楚以後的結果，就他當時的身份，一般人都不會講實話，與看得見的勝利唱反調，但桂全夫卻照實而談。他在百丈關一役中打得驚心動魄，神哭鬼泣，他的命運充滿悲絕，令人落淚。
成為囚犯生著重病的柳槺仍不忘一路用最生動、質樸的形式來教戰士們認字，自覺地為黨作宣傳工作，鼓舞士氣，在雪山上被耗牛拖著的柳槺把最後的生的希望讓給了黎紅妹。在小全川，桂全夫、朱成元帶頭撲下河去救落水戰士，以鎮定的指揮安定混亂的場麵。在各種危急時刻，他們都能挺身而出，以明確果斷的判斷扭轉局麵，也能夠在混亂狀態下發出正確的指令，指出明確的方向。這種傑出的素質，使他們在任何場合和任何背景下，都能顯示出他們存在的重要。他們雖是些削去職務的“囚犯”，但卻堅守著紅軍必勝的信念和革命到底的理想主義，也用行動證實著他們對紅軍的忠誠和永不放棄的責任感和榮譽感，為著信仰，他們並不懼怕犧牲，決不半途放棄，哪怕是倒在自己人的刀下，象朱成元最後仍然證明著自己的革命立場，要求節約一顆寶貴的子彈去消滅敵人，而寧願選用大刀處決自己。桂全夫背負著誤解和恥辱，仍堅守著革命戰士的操守，英勇做戰，衝鋒在前，體現出非同一般的品質和毅力。被打斷了手和腿的瓦哥幾乎是支離破碎，他把生命的能量推向了極致，最後用手榴彈與敵人同歸於盡。他們中的許多人雖然未能到達目的地，但卻在長征的過程中展示了生命的剛性和硬度，他們內在的氣質與精神，是對崇高與悲壯的最完美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