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一光的《江山》在打江山、守江山的曆史的交點上，完成了自己獨特的曆史敘事，再現了人民解放軍接管政權後鑄造新中國的這段具有世界影響的曆史。小說選取了1949年至1952年這樣一個特殊的曆史線段，以南方臨江的盤龍市為背景，以建國初期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殘餘勢力的鬥爭為敘事主線，以三個家庭的命運和人物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來表現繁複的社會曆史和人文內容。
《江山》仍是延續了鄧一光的創作傳統，采用了宏大曆史敘事的方式，對五十年前共和國所經曆的曆史場麵進行了重構。解放戰爭勝利後，接管了盤龍市的人民解放軍又經受著更嚴峻的考驗，城市滿目戰爭創傷，百廢待興。新政權接手了一個爛攤子，麵臨著各種各樣的問題，糧食危機，引發饑民搶糧；資本外逃，造成經濟的癱瘓；潛伏的特務，到處伺機破壞；還有猖獗的土匪等等，在看似沒有炮火硝煙的戰爭中，卻暗流湧動，鬥爭激烈，矛盾衝突此起彼落，經過了一係列的鬥爭和大量的工作，最終新政權取得了老百姓的信任，贏得了這場戰爭。小說場麵宏大，情節曲折，人物關係複雜，讀來引人入勝。
通過《江山》，可以看到鄧一光創作上的一些變化。首先在敘事上突破了鄧一光以往家族小說的狹小視域和簡單的構架，他寫了三個很有代表性的家庭，像老資格的革命家庭文家，工商業主的史家，底層無產者的杜家，其中文、史兩大家族浮沉的曆史成為小說主要的結構框架。文家兄妹與史家，與杜小歡，與林然之間的情感，這裏麵既有家族仇恨和階級對抗，也有愛恨情仇的錯綜糾葛。還有像杜來峰兄妹四人的特殊關係，兩人是解放軍，小妹是名妓，小弟是敵特，命運坎坷，分離聚合，血緣親情、敵我衝突糾合在一起。可以說《江山》比之鄧一光以前家族小說的構思要複雜得多，這其中集合了多重對抗性的元素，敵我之間、父子之間、兄妹兄弟之間、上下級之間、情侶之間、改造者和被改造者之間，多種衝突交錯展開，整個敘事波瀾起伏，由此構成了一幅多姿多彩的曆史風雲畫卷。
其次是鄧一光創作中人物身份的轉型。《江山》仍然是寫戰爭，寫軍人，但戰場變了，沒有炮火硝煙，看不見戰線，卻依然鬥爭激烈。所寫的軍人的身份變了，由出生入死的奪天下者轉為守江山的執政黨，一攻一守，人物塑造的主體特征完全不同。在《我是太陽》中人物性格取向較為單一，是在戰場上勇打硬仗，不怕犧牲的武將。《江山》中的人物則要複雜得多，主要是寫謀略，寫人物智性的沉靜，在另一種從未經臨的戰場上與成份複雜的對手鬥智鬥勇。過去在戰火廝殺中成就的武勇，不一定能在這場特殊的戰鬥中贏取勝利，像曾立下赫赫戰功的文達，就令人痛惜地在城市香風的熏染中倒下了。在小說中，寫得最好的人物是林然，一個共產黨的高層謀略者，鄧一光在這個人物身上融入了更多的思想的重量，使林然成為執政黨執掌江山的理論探尋者和實踐者。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在建設政權和鞏固政權時顯得尤為重要，作為決策者的林然，他麵臨著多重壓力，物質和意識形態方麵的種種難題。他要正確地界劃敵我陣營，團結工商業者和小資產階級成為新政權的支持者。他必須以理性的判斷，來製定建立和維護革命秩序的政策和策略，處理好各種前所未遇的問題。林然作為一個思想者，擁有前瞻性的思考和眼光，他的一些超前意識，甚至不被自己的同誌所理解，而最終是在實踐中得到了印證。寫林然，對鄧一光是一種提升，塑造決策者，首先要熟知各種政策，以及出台前後的時代背景，主人公高深的謀略，狡猾的對手的計謀，往往是由鄧一光思想的縱深決定的。
《江山》中塑造了許多身份多樣，性格豐富的人物，有些是鄧一光以前從未寫過的，像史鴻儒和史鴻庭兩弟兄，都是商人，但為人處事卻有很大的反差。小說中也花費了很多篇幅寫妓女改造等問題，這是城市新生的過程中所不可避開的問題，鄧一光寫了不同類型的妓女在走向新生的道路上的不同選擇和表現。在寫人時鄧一光特別注意在複雜的人物關係中，展現人物多重複雜的人格，使角色刻畫比較豐滿。突破了以往簡單的類型化的塑造，比如林然、文達、杜來峰都是軍人，但他們卻有不同的行為方式和性格特點，小說寫出了軍人的層次感。
鄧一光一直秉持著一種主導話語的創作姿態，這是由他的生命本質和生活積累所決定的，就如《江山》的題旨，明白地顯露了他此在的立場，這個“江山”是有隱含而明確的定語的，是共產黨的江山，是父輩打下的江山，要由我們這一代人繼續傳遞下去的江山。鄧一光出身於老紅軍家庭，從小對父輩戎馬生涯革命經曆的自豪和仰慕，無形中造就了一種先天心理上的優越感。軍隊大院、軍人父母、軍人兄弟姐妹，鄧一光首遇的社會環境和首屬的群體都與軍隊相連，他的人生意識、情感傾向成為影響他創作人格及思維方式的不可忽視的因素，並且把這種觀念和感覺傾向滲透到了他的整個創作生命中。正像他說的“總有一些東西是不能放棄的，是和我們的生命共存的，是生要帶來、死要帶去的”，他別無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