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的《烏泥湖年譜》，於歲月滄桑中綿延著曆史，她便在這種曆史綿延中寫著父輩知識分子和自己的故事。小說采用了編年史這種最直接地表現曆史的形式，將創作視點集中於對知識分子生存和命運的關注上。很明顯，方方的創作目的並不在於對一時一地的知識分子生存形態的記錄上，描述的也不僅僅是某一類知識分子人群在政治運動中的思想及情感的波動和變化，小說中所體現出的深刻內涵，已遠遠超出了“烏泥湖”、“三峽設計者”這些具體的環境和人物的框定，實際上這部42萬字的鴻篇巨製，是對中國五六十年代知識分子群體所做的曆史的與現實的審視，他們中一些人的痕跡“都隨雲而散，隨風而逝，隨雪水而遁入土中，隨忘卻而埋進塵埃。”而人們的目光總是落在表麵，“根本無法看清曆史究竟是什麼，也根本無從了解曆史曾經有著怎樣的過程。”這也許正是方方想通過《烏泥湖年譜》的敘事所要傳達的內容，從中體現出一種宏闊的曆史視野和理性的思辯意義。
八十年代以來，有關知識分子的討論話題源源不斷，從對“反右”、“文革”中知識分子命運的反思，到知識分子啟蒙身份的逐漸喪失的憂慮，再到90年代有關“人文精神”的論爭，知識分子一直是整個社會話語的關注中心。盡管90年代洶湧而至的經濟大潮的衝擊，已使知識分子從時代社會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位置退至邊緣，在日漸邊緣化的過程中飽嚐失落之痛和難以言表的焦慮，但他們仍會通過不同的言說方式，建構自己的話語中心的位置，來體現知識分子話語的力量，方方便是以小說這樣的文學載體，表達著她對知識分子生存和命運的一種思考與闡釋。
她的短篇《言午》、《幸福之人》、《金中》、《禾呈》，是對“反右”“文革”中遭受厄運的50年代知識分子人生晚年的敘寫；中篇《行雲流水》、《無處遁逃》、《定數》揭示了高校知識分子在90年代商品大潮衝擊下所產生的觀念上的困惑，以及所處的現實困境；《祖父在父親心中》寫了兩代知識分子的人生和心路曆程。長篇小說《烏泥湖年譜》則將知識分子父輩和子輩互涉影響的人生作為觀照對象，力圖通過探求曆史進程對知識分子個體命運，對其整體的生存與發展的影響，來完成對知識分子自身以及對曆史的檢視。由30年代壯烈殉國的祖父為開端，到90年代高校青年學者嚴航，其間橫亙了近一個世紀的風雨曆程，展現了三代知識分子的人格命運的變化，這不僅使她的有關知識分子的小說創作，形成了一個龐大而有序的體係，而且也為她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思考空間，明確地體現出她堅守知識分子寫作的身份立場。《烏》成為這一係列中構架最大的一部作品，並且以其所具有的宏大曆史敘事的潛質，而顯示出深存於作家腦際的整體構築規劃。
一、當代人對曆史的再度言說
一種曆史的理性的意識和思考，支配著方方小說創作的主體審美傾向，這使得她在創作上，主要在小說的整體構架和深度內涵上，表現出一種更知性的審視態度和審美理解。《烏》在視角上體現出多向度探入的特點，曆史的理性闡釋、當事人自我的檢視，以及後一代人對上一輩的返視觀照，這幾種視角的交互穿越，完成了對曆史的再度言說。
盡管小說作為敘事藝術常常以曆史敘事的形式呈現，像《烏》這種年譜的表達形式更易讓人把它視作曆史的順年度記錄。但小說絕不是純粹地書寫曆史，在小說中雖然能看到曆史的倒影，卻都是當代人對曆史的再度言說，體現著當代人的曆史觀和審美傳達。這種當代性的理性思考不僅使作家將自己置於曆史觀照的至高位置，讓這種觀照獲得了某種超越性的品格，逾越了特定的曆史時期和既定的社會內容，也使小說中更多地容納了理性之光的穿越，作家所做的這種超越曆史的努力，幾乎在幾種不同的敘事視角中都有所體現。
年譜從1957年排至1966年，小說所截獲的這一時段包括了中國知識分子命運遭受重創的兩個不同的曆史時期。1957年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許多知名學者文化名流一夜之間便被忝列另類行列，成為被放逐的異類。而十年後的“文化大革命”則讓所有的人在劫難逃，不論是挨整者，還是整人者都先後付出了代價。更讓人憂從中來的是，這十多年的遭際，使中國知識分子對群體自我的社會身份和個體身份都開始產生了置疑。
《烏》中所描寫的人物都屬於技術型知識分子，他們以實用型科技謀生。相對於經常站在批評者立場上進行人文批判的人文知識分子，他們是疏遠社會批判的，也對政治缺乏足夠的敏感和興趣。作為高級水利工程師，他們一生關注並想要做成的事就是建三峽大壩，但卻未能獲得一個很好的能施展技術的空間。由於特殊的國情，知識分子成為國家事業單位的幹部。這種幹部編製使他們對體製有很強的依附性，而不具有獨立性。蘇非聰為捍衛自尊憤而辭職，看似脫離了掣肘著他命運的單位體製，不再吃體製的皇糧，但這種選擇並未獲得個人自由的空間，仍未能擺脫體製與社會重合的現實結構的製約，這不僅使他隻有在體製內才能發揮效力的專業技術一無所用，讓自己陷入了一種更無奈的境地，而且還搭上了妻兒的命運。蘇非聰的遭遇對未墜入羅網的丁子恒們成了一種現身警示，即使成了體製內的另類，忍受不公正的待遇，他們不能也不敢脫離體製，因為他們所擁有的專業化知識和技能，本身就已限定了他們個人選擇的自由向度，他們所供職的“長江流域規劃設計總院”，本身屬於體製內的一個重要而龐大的機構，而他們窮畢生精力所要完成的事業——構築三峽大壩，是整個國家重要的計劃經濟的規劃項目，這些都注定了他們必須在體製中生存和發展，在這一點上，他們甚至不如以小手藝吃飯的匠人享有更大的生存選擇自由。正是這種特定的社會環境，決定了丁子恒們必須努力地將自己融入到體製之內，主動或被動地去接受改造，去承受一次次政治運動的衝擊，為此他們誠惶誠恐，甚至也不乏虔誠，並且最終默默地認同了這種對他們的改造。像丁子恒極認真地一遍遍寫著學習體會，苦苦翻尋自己的錯誤，金顯成長達數小時的檢查做了六次，仍然是通不過。作品中使用了一部分當時的批判會記錄、檢討書、學習的心得體會，這些由方方父親留下來的文本資料，最真實不過地向我們展示著歲月的荒誕和一代知識分子的悲哀。本是些技術骨幹卻無法搞業務，卻整天違背意願地寫檢查交代，貼大字報揭發批判他人，“生命中最富創造性的年華都被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消蝕了”。57到66年隻十年光陰，一個個曾雄心勃勃、才智超人的水利專家們整天如麵臨一枝在弦之箭，氣質萎縮人格退化。《烏》通過對知識分子整體命運的理性反思，向我們真實地展示了這一群體所承載過的曆史重負，以及曆史所難以推卸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