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定的政治語境的壓力下，知識分子群體自身也在分化。平庸無能的何民友本是個令人同情的弱者，幾個孩子殘疾，一個掉進了糞窖，卻卑鄙地出賣同事，用吳鬆傑的生命做鋪墊，爬上了文革委員的席位。沈慎之向平日關係不錯的同事射出的一支支暗箭，還有王誌福的拙劣表演更是形形色色，除卻個人品質問題外，更主要的還因為有外在的誘因。“反右”、“文革”是個契機，把在常態下被抑製著的人性中惡的一麵充分顯露了出來，撕開了平日遮掩著的人格麵具，使不同個體人格的複雜性與多變性得到了徹底的展現，這其中也體現著方方創作中一以貫之的對人性惡的深刻洞察。
三、主體敘事的雙層構架
小說的主體敘事是在兩代人的生存層麵上展開的，其中也隱現著上一代人的影子，這種全景式的構架，既寫出了知識分子個性人格的內在傳承性，以及幾代人命運的互涉性，也可以更立體地探尋扭曲人物命運的曆史因由與現實際遇。
新時期以來，以知識分子為題材的創作並不在少數，像楊絳的《洗澡》，張潔的《方舟》、《祖母綠》，王蒙的《活動變人形》、《相見時難》，戴厚英的《人啊，人》，還有徐坤的《白話》、《梵歌》、《熱狗》等等。在敘事主體與表現對象之間都具有直接的聯係，多是對同一代人的一種透視與敘寫。《烏泥湖年譜》則穿行在兩代人的生活空間中，這與方方的生命體驗有著最直接的關係。正像方方所說的，父輩“這段經曆不是我個人的親曆，我那時還很小，不是我的親曆我不能自己置身其中，發表很多感受，那樣可能有些感受是不準確的、不對的”，她隻能站在曆史的旁觀者的視點上，以非體驗的方式對曆史的參與者和製造者的命運做曆史的追蹤和複原，表達當代人對父輩知識分子的再度理解和再度言說。但作為知識分子的子女，她又是一個曆史的見證人，父輩們經曆的許多事使她從小耳聞目睹，深深地積存在她的童年記憶中，這對她的體驗限度是一種補償，同時也能充分地開掘屬於她個人的生存閱曆，這是一個更為開闊的能讓她自由縱橫的敘事空間，可以使她對自我的表象重組能力和闡釋力得以全麵的發揮，因此采用這種敘事結構，對方方來說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丁子恒的家庭成為作家主要的觀照對象，通過他的妻子與其他家屬的交往，以及他的四個兒女與同學和玩伴的關係，鋪開了小說另一敘事層麵。從閱讀接受上來看，將幾代人的命運扭結在一起進行觀照，更能體現出曆史的真實性，並且可以提升撼人心旌的悲劇力量。不難看出，知識分子的成長和命運除了受到時代、環境的製約外，家庭、族係的影響也是極重要的因素，體現著一種內在的個性人格的傳承性，江浙一帶多才子，與當地書香世家眾多有著直接的關係。從蘇非聰、丁子恒的言行中可以體察到其知識分子父輩們的影響，同樣地這種影響也體現在林天問、洪澤海、大毛、皇甫浩這一代人身上。但令人痛心的是，代際命運的互涉性在小說中更多地是以其負麵形式呈現的，特定政治背景下的株連，不僅給當事人造成極大的精神壓力，而且也毀掉了下一代人的生活。蘇非聰對自尊的維護使幾個女兒失學成了農民；皇甫白沙在57年的堅守使皇甫浩失去了讀大學的資格，最終死在但家凹。林嘉禾的右派身份葬送了兒子——一個極富才華的年輕工程師的前程；博學的孔蘩正因被打成右派，三個兒女都未能升學而去了雲南或是去農村務農，一個則患了抑鬱症。抄家使嚴唯正的兒子嚴曉文失蹤，而丁子恒的一味地忍耐和承受隻是怕牽連四個子女，這種骨血之情消蝕著他們最後的精神堅守，也使他們陷入了更深的精神困境。
但是，這種敘事層麵的結構安排也暴露出小說文本明顯的缺陷，在對父輩知識分子的敘寫中，方方依憑的是一個理性的視野，體現著深邃的曆史超越性目光，整個敘事是濃縮的，不僅為我們精練地勾畫了眾多令人難忘的人物形象，並且從中也包容著對曆史的洞察和對曆史的反思。但在另一敘事層麵，則進入到了作家感性的自我世界。方方明顯地偏愛於這一視域，熟悉方方的人都會發現這其中有她自己家庭生活的影子，由於熟悉，也由於不自覺中流露出的情感傾向性，使這一敘事層麵顯得有些過於鋪陳。因為挖掘童年記憶對作家來說，是一個再度體驗自我生命成長的過程，回憶中的往事因時空的置換，以及心理審視距離的拉大，而產生著新的美感，哪怕曾經是痛苦的經曆，在回味中也具有了別一的價值意義。小說中大量顯示著動感的情節和場麵，細致具體的細節描摹，對小孩子稚拙的語言思維和特殊的情感方式的重新模仿，體現著童心和童趣的對話等等，使這一層麵的敘事既生動又豐滿，也為小說沉重的底色增添了亮度。盡管作品中特定時代的政治背景使人感到沉重和壓抑，但讀到這一部分內容時仍給人很多快樂，嘟嘟討人喜愛的神態，三毛令人忍俊不禁的話語，都令人印象深刻，這也為丁子恒之所以忍辱負重苟且活著做了最好的鋪墊。但由於方方過於沉湎於重新體驗童年經曆的快感中，而在敘事過程中缺少必要的節製，事情寫得太細太長，從而使這一層麵過度膨脹，在小說的篇幅上所占的比重已超過了前一層麵。實際上，小說中最具份量最能體現意義的部分是在前一敘事層麵，本應加強這一部分的敘事密度，進一步提升其深度內涵，從而實現創作上的新的超越，但由於敘事的粗疏反倒削弱了這種超越的力量。這說明方方在敘事層麵份量的把握上，在對理性和感性視野的調整上，存在著明顯的疏漏。此外，在敘事手法上兩種敘事簡繁疏密差異明顯，也顯得敘事風格上不夠協調。
《烏》以深遠的曆史眼光和深刻的理性精神，對知識分子群體所做的審視和反思，使其具有了特殊的價值意義，這注定使它不會成為應時之作，而會在曆史和文學的座標上留下刻痕，小說盡管以十年為限度，但已顯示出其潛在的宏大構架，至少還有後三十年空間的縱深可供繼續探入，在創作的整體意義上已凸現出“史”的意蘊，這種潛在的未完成意義，向我們預示著其未來龐大而有序的體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