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同一性和差異性的詢問與認知
《江河湖》以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為觀照對象，通過敘寫他們整體的命運興衰，以及個體生命的挫折經曆，藝術地再現了曆史艱難曲折的延伸與挺進，形象地還原了三代知識分子生存的生命進程和心靈秘史，小說的厚重思想和深邃也由此而顯現。
小說塑造了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形象，甄超然、沈福天、甄垠年、甄士年、倪爽、甄可昕、沈如月、邱少白等一批知識分子，涵蓋了在20世紀近百年的曆史跨度中三代知識分子的人生軌跡，重點表現了在大時代的變革中老一代知識分子的成長與分化，演繹著他們相似或相近的命運和自我追求，也描寫了年輕一代知識分子的個人成長。他們的人生經曆、思想曆程，甚至命運遭際，都具有相當普泛的概括性和象征意義，成為中國幾代知識分子整體命運和個體生存的一種縮影。
傳統小說在刻畫人物時，作家一般都會采用對比或是烘托的方法來寫人，十分注意安排兩大對立的人物陣列，通過人物之間的鮮明對比，或是寫足他們之間的對立以及激烈的矛盾衝突，來樹立起主要人物的形象。在《江河湖》中，沈福天和甄垠年成為兩個不同的人物陣列的中心，他們的關係從小說一開始就展現在讀者麵前，二人的命運糾葛也成為小說敘事的結構線索，貫穿始終。
父親沈福天和舅舅甄垠年之間那種說不清道不白的恩怨，也許是從他們生下來那天起就注定了的，就像一棵樹那樣，一旦落地生根，誰也沒法改變，包括他們自己。隻可惜，父親和舅舅始終不明白，仿佛兩個演員，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人生舞台上，起勁地扮演著人們也許自己都不大喜歡的角色，爭執了一輩子，直到兩個人中間的一個撒手西去，也沒分出孰勝孰負來。
沈福天和甄垠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是江河大學的同窗，都是學的水利工程專業，有著相類似的留美經曆。沈福天來自峽江邊石坨鎮的富裕人家，甄垠年卻是豪門世家的後代，父親辦實業興教育，是知名的民主人士。兩人一出場在相貌氣質上就相差甚遠，在個人的資質和智慧上，兩人基本上是時逢對手，旗鼓相當。沈福天從美國讀完碩士回國後，做水利工程設計，新中國成立後，受水利部部長傅作義的聘請成為國家水利部的工程師，後又調到水利水電工程設計研究院。甄垠年博士畢業回國受聘陝西省水利廳，後隨父進京，擔任清華大學水利係的教授。不過在最開始的這些敘事中，能感覺到劉繼明的筆觸多少有些偏向甄垠年。這個氣質瀟灑、骨裏傲慢而睥睨一切知識分子，不僅個性鮮明，文采飛揚，而且對生活對愛情充滿理想主義和完美主義，小說明顯地對甄垠年的刻畫要勝於沈福天，這是個能存入記憶的形象。把兩個人連接起來的是甄垠年的妹妹甄可昕嫁給了沈福天，他們成了親戚。而作為水利專家和工程師，他們卻成為兩大對立的陣列，在三峽大壩勘探、立項和建成的大半個世紀的曆史空間中，沈福天作為三峽工程的“主上派”，和“主下派”的甄垠年，為大壩爭執、怨憤糾葛了幾十年，兩強相持，難敵對手。中間兩人的命運遭際此起彼伏，波瀾不斷，使得小說敘事始終處於一種人物性格的張力之中。
甄垠年和沈福天代表了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兩種基本類型，在某些方麵兩人保持著同一性，他們都熱愛自己的國家，懷揣一腔熱望和理想，希望用國外所學為自己的國家服務，以水利工程來造福人民，承擔起中國知識分子應有的社會擔當。他們窮盡一生，朝著自己的目標奮鬥，而過程和結局卻有著很大的差異性。兩人的分野從三門峽水庫論證方案的製定中顯現出來，甄垠年以自己實地考察的經驗公開表示反對，沈福天雖心裏跟他不謀而合，卻不表示態度，他不想為上級已經通過方案而把自己置於蘇聯專家的對立麵。比起甄垠年，沈福天更善於審時度勢，會很敏銳地衡量輕重，盤算個人的得失，隨時調整自己的取向，在必要時，也會為保全自己去犧牲他人，諸如在“反右”時他就及時地判斷形勢，煞費苦心絞盡腦汁地寫出《我的檢查》，實際上卻在其中列舉了自己的功績，比如在國民黨潰逃時保存的珍貴水利資料，比如所參加過的多項大型水電工程的勘查和設計工作，借被打成右派的老胡說自己政治覺悟麻痹大意等等。在判斷甄垠年難逃右派時，向組織揭發甄垠年。盡管他在做這些時都還有過短暫的猶疑。而甄垠年則始終堅守著自己的內心，執著著對倪爽的感情，堅持反對修建三門峽水庫和三峽大壩的立場。他倆的升與貶，進與退，榮與衰，都圍繞著三峽工程的建設，在他們的糾結和衝突中，使讀者對這兩個人物有了清晰的認知。
劉繼明並沒有對他們做正反對立化的刻畫與判斷，而是著筆於人物性格的張力，使敘事保持足夠的相持力，借助於特定的曆史政治語境，去呈現他們身上複雜而又真實的一麵，也使個體的人格人性的複雜性與多變性得到了充分的展示。這兩個多重複雜的人格類型，令讀者產生了諸多雜陳的感受，如劉繼明所說的“他們倆截然不同的命運和所持的立場，以及他們各自同中國社會發展所發生的複雜糾葛，太富有戲劇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