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鄧一光的筆下，情感成為生發人物的酵素，而且情感的深度和強度，往往會直接體現在人物形象的厚重感上。像關山林，也包括關京陽、關路陽，是他傾注全部情感所傾力打造的男性形象，他們都是英雄，男性人群中最具優秀素質和品格的一類人；都是軍人，是鄧一光認為的素質最好的人類群體之一；他們也是硬漢，體現了鐵血之性，陽剛之氣。不論是對他們的生命素質、人格精神以及人性人情，鄧一光都按他的理想主義的標準從不同角度，去達到極致化的完美。不僅在精神指向上要體現出崇高、壯美，在身體素質上也須最為強健、有力，超過常人，在行動上也必須處處出彩，從而在各種力量與智慧的較量中始終立於不敗之地。這種理想化的形象塑造，可以說是鄧一光浪漫主義本質力量充分對象化的體現。
烏雲是鄧一光所喜歡的人物，滿溢著來自大草原的自然清新的人性，以及由善良和美麗構成的豐滿的女性內涵。對這一女性形象的刻畫完全成為鄧一光塑造女神的過程，從18歲少女到白發老人，美麗一直是這一人物外形最突出的特征，善良、柔情似水則成為必備的內在氣質，在這一點上鄧一光完全體現著男性對女性的審美理想，而且這一形象的刻畫也寄寓著鄧一光潛沉意識中對自己母親的情感。
《我是太陽》充滿激情的極致化的語言表述，集中體現了鄧一光帶有浪漫主義色彩的話語風格。鄧一光不是一個對語體探索具有自覺意識的作家。他很少去苦心追求語言表達上的變易以達到陌生化的效果。他的語言敘事，常常附著他當時的一種創作狀態，以及他所傾注的熱情和渴望。對他所喜歡的事物或形象，他往往會把敘述推向一種極端，他不能容忍常態和平庸，要讓平凡的事物變得不平凡，使不平凡的事物變得更加具有震撼力，達到敘事上的極致化表述，也不管這是否與實際情形相符，更不在乎其失真度的深淺，一切都從屬於他的想象、他的感覺，以及情感宣泄和獲得快感的需要。這恐怕是他語言風格中最突出的個性化特點，也最充分地體現了他的浪漫主義創作風格的話語語境的獨特魅力。
鄧一光的想象要靠激情來激發，他的語言的表述也需借助於激情的噴發和流瀉來升華。可以說，這種敘述是依靠小說的內在精神所產生的撼動人心的力量來實現的，而不僅僅是那些可以隨意組合的文字所能產生的效果，這使鄧一光的《我是太陽》的敘事成為一種詩性的敘事，鄧一光看重的是他所觀照的對象，是否達到了極致化的表述，是否傳達出了他的想象，他的激情。這種詩性敘事不是全靠語言的藝術魅力來體現的，而是將他難以遏止的生命激情滲透到他筆下的文字中去，使他所描摹的事物和對象都體現出激情和力度，
“他們是太陽，真的是太陽！沒有什麼能擊倒他們！就算擊倒了，第二天黎明，他們還會不屈不撓地升起來，繼續燃燒他們的生命。”
“關山林過去曾是何等地暢快過呀！他從十六歲當兵，打了幾十年的仗，他的半個生命都是在槍林彈雨中打過來的，他早已習慣了那種拚搏廝殺的生存狀態，以至靈魂中都無時無刻地彌漫著芳香的硝煙味。他從恐懼、憎惡、無知、無畏、灑脫直到醉心迷戀於戰場，他渴望力量與力量、智慧與智慧、生命與生命的較量，那是強者之間最高級的較量。他渴望戰勝逆境與死亡，贏得戰勝之神的榮譽桂冠！
廣闊無限的戰場上兩旗招搖兩軍對壘，壯麗的狼煙在淒厲的軍號聲中衝天而起。
素昧平生的雙方士兵在彈盡糧絕之後疲憊不堪地廝抱到一起，如同親密的弟兄一般在泥濘中跌撲翻騰。軍中帳帷中消息接踵，謀士顰眉，主帥在清冷的山風中經曆著每一分鍾都有可能由勝利者淪為失敗者的忍耐和煎熬。”
“關山林在三十九歲之後失去了戰場，此後他又在和平年代裏度過了他另外的十一年，這是他作為軍人的黃金時代，是無論智慧和信念還是勇氣和經驗都處於最巔峰的時代。除了期冀不停地日夜磨礪徹冷的戰劍之外，他無為所作。他有些迷惑了，他不知道在戰爭之外他還能做些什麼，打鐵嗎？縫衣服嗎？種地或者打兔子嗎？對此他絲毫不感興趣。他是血與火創造出來的，他是戰爭的兒子，他隻屬於戰爭！放馬南山使他痛苦不堪，刀槍入庫讓他心疼不已，但是作為一名職業軍人他找不到敵人了，他失去了他的戰場！他焦灼、煩躁、失落、寂寞、無奈、迷惘，他的脾氣越來越壞，越來越令人琢磨不定。”
“他就像被關進籠子裏的豹子，無精打采，缺少創造的活力，煩躁並且孤芳自賞。他生來隻配做軍人，或者說，做一個英雄，他就是為此而出現的，正如一團烈火，一輪太陽，它們必定是要釋放熱能和光亮來的。他的天賦是那麼的好，他勇敢、坦率、不顧一切、信念專一，執著而具備了超凡的爆發力和韌性，這一切都讓人感動，讓人傾心。他是一個多麼出色的人哪！”
這些語言表述體現出一種鏗鏘有力的節奏，這和創作主體的內在情感頻率是一致的，讓人感覺到的是鄧一光內在激情的湧動，情感上的大起大落間歇起伏，決定著句式的長短和語調的急促舒緩。豪邁的語句、雄壯的調子不僅體現著一種豪放的激情，而且也提升了小說中詩性的力量。
鄧一光喜歡用極富個性特點的比喻，大膽的誇張手法來定格人物，或表達他的想象所能抵達的空間。這種語體特點其實在鄧一光的早期創作中就已開始冒頭，較早的這種誇張的比喻語言，還未能使人們將它與鄧一光的整體性語言特點相聯係，因為這種表達隻會在鄧一光超驗的題材寫作中出現，在《我是太陽》中，這種特點愈來愈明顯，並遂漸形成了他特有的一種語言風格。
“那個時候大淩河的南岸滯留著至少有十幾萬人，本來是吵吵鬧鬧的，突然之間全安靜了，連戰馬都不叫了，風也不吹了，水也不流了，天地間安靜得隻聽見胳膊劃動大淩河的聲音，一雙腳跌跌撞撞邁上大淩河岸的聲音，然後人們屏住呼吸，看著那個美麗的女兵濕漉漉地踩出一串水花撲上岸，朝著河灘上奔去，朝著站在那裏的關山林奔去。那個美麗的女兵張開雙臂，她的濕發就像一片沉重而驕傲的黑色旗幟，她在十月天高雲淡的大淩河邊奔跑得就像一隻從水中躍出的梅花鹿。”
“關路陽希望有朝一日他能和父親比試一下掰手腕。他們各據一方，彼此伸出手來，從容握住，用力，再用力，他們的指關節哢嚓作響，他們全身的骨頭哢嚓響，支撐著他們那兩隻手的石桌轟然塌坍，化作塵末，但他們的手沒有鬆開，他們的手不會鬆開，它們仍然牢不可分地焊接在一起，較勁，整個地球都在他們的較勁中哢嚓作響！”
鄧一光已經習慣於在他描述的形象上去引申誇張比喻的意義，這似乎是他運用語言的一種手段，也給他的作品帶來了意義上的增生，這種誇張比喻所造成的語境給人以強烈的視覺衝擊印象，有時甚至是驚心動魄的。他不僅喜歡在大的場景中製造浪漫主義的語境效果，就是字裏行間也不乏這種極致化的比喻，如“關山林聽到這個消息之後精神為之一振，一瞬間他豹目驟亮短發乍起，全身的筋骨如水濺油鍋一般劈啪劈啪炸響。”
鄧一光幾乎是本能地、按捺不住地要把他所描摹的對象從一般常態中提升起來，從常規中超越出來，經過濃墨的大肆渲染，以達到想象中的不尋常表達，從而獲得小說語言上的張力伸展，達到一種獨特的語境效果，這充分地顯示了鄧一光浪漫主義的創作傾向，《我是太陽》，以理想主義的筆觸，以激情的傾瀉，重新尋找和敘寫了父輩英雄的形象，對其革命屬性做了再度確認。這種確認之所以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社會背景下顯示出不同尋常的意義，是因為這是由另一代人在市場經濟的話語背景中對父輩革命經曆的重新理解和激情闡釋，表達著對英雄永存的心靈期待，讓作為英雄象征，體現著光榮、勇氣和正義精神的太陽轟轟隆隆地升起，以一種卓然不群的姿態，給人們以強烈的精神震撼，以及獨特的審美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