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一光的《我是我的神》，是一部80萬字的巨製，這部2008年問世的小說，很容易讓人想起《我是太陽》，在寫作時間上，兩部作品的間隔差不多是10年時間，這對鄧一光來說，似乎預示著一個創作周期，或是一種創作的輪回。
這是一個令人感興趣的題旨，“我是……”這是鄧一光貫用的話語方式，強調著自身主體性的重要。他的小說不論采用主觀敘事視角，還是客觀敘事視點，強大的主觀自我都必然到場，將個人的主觀性先聲奪人地表達出來。當然，更引人注目的是“我是……”的後綴賓語，“……太陽”，“……我的神”，這種話語的語勢，以及內在的精神氣勢，都無不打有鄧一光式的條碼。“太陽”與“神”，這種帶有強烈的主觀情緒性的喻指，讓人感到了強勢的欲望主體對自我的主觀感受和主觀評價的宣泄，將自我的內宇宙在這種話語中膨脹到無限巨大的空間。這一題旨或許是受到“我是太陽”的一種潛在暗示，但肯定蘊藏著某種理性的思考。顯然，這個“神”與宗教、與神仙無關，因為鄧一光強調的是“我的神”，有其個體的專屬性，因此這個“神”所指涉的內容，隻能從文本中不同的人物身上去探詢其所表達的特定意義。
一、審美與人物重心的位移
在精神指向上，“太陽”和“神”的指義似乎具有趨近性，但從作品中，我們會發現其所指有很大的不同，鄧一光在兩部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或說是想要表達的東西不是在一個層麵上，在《太陽》中，鄧一光基本上是以仰視之心，用一種讚頌的方式，書寫著英雄時代的傳說，謳歌著理想主義的“太陽精神”。而主要書寫對象是父輩，是“他們”，看看這樣的句子：“他們是太陽，真的是太陽！沒有什麼能擊倒他們！就算擊倒了，第二天黎明，他們還會不屈不撓地升起來，繼續燃燒他們的生命。”他在用煽情的話語，拚力打造提升著作為象征秩序的革命父輩形象，在臣服和崇拜中寄托自己的理想。“太陽精神”成為小說和人物的精神支撐，他努力地讓讀者相信，隻要秉持這種精神，就可以更從容地麵對曆史和現實，毫無懼色地去挑戰人生和命運。《我是我的神》，雖然仍是對家族兩代人故事的陳述，不過卻已從英雄敘事漸次過渡到成長敘事，視點從父輩下移到“孩子”，主要觀照的是“我們”的命運和心路曆程。而且小說的核心意象變了，鄧一光曾將父輩英雄主義視為一種最完美的、讓當代人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標，而現在，支配創作的理性精神和個人感受與過去不同，鄧一光更看重的是生命本體的主宰力量。
從《太陽》在超驗的父輩世界中尋求精神支柱，到現在《我是我的神》對自我生命主體精神的追尋，創作主導精神的變化是明顯的。在前者，太陽為萬眾所仰視，下去——照常升起——繼續燃燒，成為人物的行為過程，對後一代人也是一種精神指向。在後者，神卻是個人化的，被自我認定的。小說的主線是：迷惘——對抗——破壞——出走——尋找——毀滅或更新，這是一個關於生命主體意誌覺醒的過程。這種差異性，正體現了鄧一光創作上的變化，也可以體察鄧一光當下思考的“精神深度”。
在一種新的思量中，鄧一光的審美判斷與人物造型的重力中心都發生了位移，他在作品中采用的近乎是一種“破壞”的方式，至少在主觀創作意圖上有一點這種傾向。他在有意無意地解構著《太陽》式的英雄敘事，也對自己過去積蓄的東西施行“破壞”。他所描摹的一群特殊的第二代人，在共和國幾十年的風雨中，命運被外力破壞，也在不斷地用各種方式“破壞”著自己。他們向既定秩序挑戰，甚至是不可思議地用生命、青春和鮮血反抗著被強大的父輩們所征服。他們在反抗征服和與社會的衝突中，尋找著最終的精神家園和回家之路。為了達到“破壞”的目的，鄧一光幾乎是把小說中的人物都弄得傷痕累累，讓他們身心和命運都遭受重創，他破壞他們，同時也在破壞自己，在“破壞”中似乎獲得了一種創作的快感，像小說中重點描摹的人物烏力天揚一樣，在經曆了很多事情之後，嶄新的個體意誌誕生了，他聽到了來自個體生命的神性的召喚。
值得注意的是《我是我的神》，在對父輩曆史性的回述中保持了一種書寫的警惕。同樣是有關英雄的言說，同樣指涉了家、子女和他們的成長，但因為創作主導思想和敘事策略的改變，使作品的闡釋有了明顯差異，書寫父輩的價值尺度悄然間發生了位移，在《太陽》中，是崇拜、向往、認同與追尋；在《我是我的神》的再度敘說中，則有了審視、抵觸、對抗和疏離。關山林、烏力圖古拉們可以憑借強大的支配力量，去指揮千軍萬馬，打造自己的輝煌，他們在戰場上、情場上都是強勢的，像烏力圖古拉吼一聲就能讓坦克熄火，甚至讓高不可攀的國際主義女戰士薩努婭難以擺脫地成為他的妻子。在屬於他們的時代，他們是英雄，在後一代人仰視中，革命父輩無比高大。在《太陽》中，兒子們基本是臣服於父輩價值體係的，是一種承繼關係。但在《我是我的神》中，烏力圖古拉已從父輩英雄的高台上走下來，戰場血性退去的他，在現實中被還原成一個不再被人所仰視的人。他與兒子之間表現出的是一種特殊關係，他們相激對抗，馴服與反馴服，壓製與反叛。兒子們拒絕屈從，拒絕被支配，其目的在於自我的成長，和個體自我的確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