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敘事，或說是鄉土小說在中國文學的空間中一直占據著主體的地位，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後期形成的發展高峰中，鄉土小說率先突破了文學的陳規，以不斷開放的文學姿態拓展了題材的禁區，不僅大膽揭示了“文革”十年帶給中國農民的厄運，而且也對“大躍進”、“四清”等一係列政治運動給中國鄉村及農民所造成的種種傷害，進行了深刻的反思。特別是對曆史遺留下來的封建觀念，以及極左思潮在人們心靈深處的沉積，進行了鞭辟入裏的揭露，對人性的善惡做了深入地剖析。鄉土小說較早地實踐著文學向人學的回歸，把文學重心逐漸從社會生活的外部形態，轉向了人本身，著重於表現尋常人生的生存形態和生命價值，以及人與社會生活共構的命運史。人物塑造也從“高大全”的概念化模式的束縛中擺脫出來，成功地塑造了一批個性豐滿、內涵較為深厚的人物形象，借助於地域文化的動力，鄉土小說造就了獨具地域文化風格的個人創作係列，和地域性的文學集團，而且也在小說藝術表現上，體現了多樣化的審美追求，不僅有選擇地承繼了中國傳統文學的精義，並且也積極吸納和融合各種外來的藝術表現手法，使鄉土小說呈現出開放、多元的創作局麵。
鄉土小說是一個意蘊複雜的概念，在廣義上它可以擴寬到所有牽涉到鄉村題材的作品，而對其做狹義的限定，又可以從不同的層麵上去加以審視和理解。譬如表現富有地域特色的鄉土民情和遺風異俗的風俗鄉土小說；從傳統文化和民族文化的曆史積澱中去關注和思考整個民族和個人的命運，在一種大文化的視野中去審視和表現鄉土的文化鄉土小說。還有寓時代和政治風雲於鄉村畫麵中，通過中國農民的命運來演繹社會、曆史的變遷發展，表現作家對人類命運、人性本質，以及對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入思考的現實鄉土小說。這類關注鄉村的現實生存層麵的鄉土小說中，雖然也有對鄉土民俗風情的描摹，也有對鄉土文化的渲染，但“在特殊的風土人情而外，應當還有普遍性的與我們共同的對於運命的掙紮”，其創作的側重點是在對農民命運的關注和思考上，著重於對鄉土現實人生做整體的把握和表現。
湖北的鄉土敘事也基本是按照這樣一個發展路向在延續，但主要集中在現實鄉土小說的創作上，以中短篇小說為主要表現形式。不論是曆年來產生轟動效應的作品數量，還是文學獲獎作品的比例上，鄉土小說都占據著明顯優勢。
九十年代後，湖北文學創作才陸續有更多的鄉土題材的長篇小說問世，映泉是寫的比較早的，如“神示蒼生三部曲”《紅塵》、《傷舟》、《積垢》，《百年風流》、《百年尷尬》等。錢鵬喜的《河祭》、《花會》，葉明山的《男兒女兒好看時》，田揚帆的《國風》，鄭桂蘭的《長長芭芒路》，鄧一光的《家在三峽》，這個在開發三峽工程進行移民搬遷大背景下展開的人生故事，體現著豐富的人文內涵，和多彩的民俗風情，但有些過於糾纏於愛恨情仇。還有陳應鬆的《失語的村莊》，這部7萬多字的小長篇情節並不複雜，人物也不多，主要寫患了失語症的村民趙開隆尋找並挖掘父親遺骨和進城求醫並去世的生命過程，顯然“失語”有它的深層寓意象征，表達了對人的生存意識和生命意識的深層思考。這部作品體現了陳應鬆小說的鮮明個性特征，和他的其它小說《承受》、《大寒立碑》等一樣，人物都是些底層的悲劇人物，有著苦難而又蒼涼的人生，有著令人沉鬱感傷的氛圍，沉潛著一種鬱憂的詩情，他的小說在靜心地閱讀中往往呈現出抓取人心的魅力。
《威風凜凜》是劉醒龍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這部近二十萬字的小說可說是包括了劉醒龍作品的許多特征。比如“爺爺和我”這種早期作品中經常出現的人物關係和敘事模式；還有圍繞眾生的生存而展現的善良與卑劣、人性與獸性、文明與愚昧的生死搏鬥等；以及對現實中不正之風和陰暗麵的揭示。這部以西河鎮為背景的小說似在向我們展示，在西河鎮上到底誰最威風凜凜。不同的人對威風有不同的理解，也有不同的顯示。五駝子靠他的出身和他擁有的政治權力曾在河西鎮上耍盡了威風，他揮舞著階級鬥爭的大棒耀武揚威，而今時代不同大勢已去，仍憑借舊日威風橫行鄉裏，直至成為殺人罪犯。金福兒多年因家庭背景受製於五駝子，改革開放後他成了暴發戶，憑借金錢的威力，他開始在鎮上顯富鬥狠，恃強淩弱，在舊日的宿敵和弱者麵前大抖威風，不可一世。而“我爺爺”則是以生命的強悍和他所具有的自信和能幹而顯露出做人的威風。生命的強悍和野性，使他吸引征服了眾多的女性，他的自信和精幹則使他獲得了與眾不同的威信。但小說讓我們感受到這些人都不是真有威風，在西河鎮最有威風的是被人踩在腳底，連腰都不敢伸直的趙長子老師，這個曾給鎮上帶來財富帶來知識文明的人，在人性扭曲的年代成了全鎮人肆意侮辱和施虐的對象。他早已喪失了做人的基本權利，不僅精神和人格受盡淩辱，而且他本身的存在也被愚昧所不容。這個外表可憐委瑣，但骨頭裏卻充滿威風的好人還是被邪惡殘忍地吞噬了，被肢解了屍體拋屍野地。盡管在善良與卑劣、人性與獸性、文明與愚昧的這場生死搏鬥中，卑劣、獸性和愚昧暫且占了上風，但終究是善良、人性和文明最威風凜凜，是死去的趙長子最有威風。1996年問世的另一部長篇《生命是仁慈和勞動》在敘事手法上和前篇有所不同，在提供的生活密度上超過了前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