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新世紀後，城市小說的興盛，使鄉土小說的創作勢頭有所減弱，但湖北的長篇鄉土小說創作卻有了長足的發展，不僅敏銳地表現了中國農村在社會轉型中所出現的各種新矛盾新問題，以及農民在市場經濟背景下的生存境況和心理變化，而且在文學表達的深度和厚度上，都達到一個新的發展高度，也形成了作家自身的創作高峰。如陳應鬆的《獵人峰》，劉醒龍的《彌天》、《天行者》、《痛失》，劉心明的《八品鄉官》等。這一時期鄉土小說在人物塑造上有了一些新的變化，主要突出了鄉鎮幹部和農民企業家的形象。
雨欣的《風雨顧莊》寫的是上個世紀60年代中期的發生在中國農村的“四清”運動，引起人們對曆史真實事件的反思。從藝術表現上來說，《風雨顧莊》的手法比較傳統，沒有什麼新的創意，隻是用了現實主義的表現手法，平鋪直敘。但作為一個業餘作者，來表現這樣一個嚴肅的主題，應該說是作者曾經有過的參加“四清”運動，以及多年從政的經曆，對完成創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劉醒龍的《彌天》，令人想起“彌天大謊”這句成語，小說的背景是上世紀70年代初“文革”時期，以回鄉知青溫三和與幾個女性之間的故事為敘事主線，講述了發生在鄉村的彌天大謊。為了體現學大寨的成果，體現喬家寨人民的精神麵貌，喬家寨的書記喬俊一等幾個人輕描淡寫地議了十幾分鍾，就做了決定修座大水庫。為了建喬家寨水庫大壩，動員了上萬的民工，為了趕進度，就近取黃沙土，從主壩到副壩百多米的核心牆裏見不到一點合格的粘土。所有的人都知道“平地裏蓄起幾十米深的山水，有一點沒招呼好，就會成為致命的禍害。”但喬俊一為了撈取政治資本，不惜代價，製造了喬家寨水庫這樣的彌天大謊。政治與性成為小說中最主要的構成元素，許多令人發指的場麵展示了“文革”的恐怖和黑暗，但有的地方寫得有些過。
劉小平的《紅玉菲》寫了生活在清江岸邊的土家人的現實生活，通過土家漢子田浩祿的人生和情愛故事，表現了一代鄉村青年在不斷地遭受挫折中，以頑強的個人奮鬥取得了成功，但從作品本身來看，還需要很好地去打磨。
逐漸成為鄉土小說創作重心的家族小說，多采用宏大曆史敘事的手法，蘊蓄了一種深沉的曆史意蘊和史詩品格，顯示出鄉土小說一種新的創作趨向，劉醒龍的長篇《聖天門口》是湖北這一類作品的代表。
李傳鋒的《最後一隻白虎》，現在一般都把它歸入動物小說的類型，但在這篇小說出版的時候，並沒有這麼細致的劃分，還是屬於大鄉土小說的範疇。
王建琳在新農村題材的小說創作中脫穎而出，她的《風騷的唐白河》、《迷離的滾水河》、《燃情的漢水河》，完整地構成了近20年來中國農村發展進程的全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