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華中第一大都市的武漢，有著悠久的曆史，從四大名鎮到商埠、城市，再到現代都市，本身經曆了一個相互關聯、相互影響，不斷擴大發展的數級遞進過程，新舊城市文化的積澱都相當豐厚，市民群落結構多元而複雜，生存情態多種多樣，形成了具有曆史相沿性的城市生活傳統和習俗，以及與此相協調的城市文化氛圍。這種多樣化的城市文化複合形態，為擁有不同文化背景和審美心理的作家提供了不同層麵的創作空間，由此形成了他們處理城市題材和主題的不同類型，並且從創作的整體走向上反映出城市發展的曆史延續性，記載了宏闊曆史背景下的世情民俗的沿革與流變。
書寫城市的長篇小說，大致可以從曆史與現實兩個層麵去加以審視。一類是著眼於城市的曆史，將主題置於一種“曆史化”的敘寫之中，敘寫城市曆史，描摹曆史背景中所顯現出市井世相和民風遺俗，如彭建新的《孕城》、《招魂》、《娩世》，以發生在明朝成化年間的“漢水改道”，形成武漢三鎮為開端，敘寫了漢口這個中國內陸中心商埠的興衰變遷的曆史。何祚歡的《失蹤的兒子》、《舍命的兒子》，和他以前寫的《養命的兒子》構成了一個“兒子”係列，他的審視視點主要集中於曆史時態中由鄉村人格向城市人格的轉換過程中，這是城市化進程中的必經過程，這種漫長的曆史和社會的轉型過程中充滿著衝突、對抗、消解和融合。小說細致地描摹了舊漢口市民群落的人情百態和世俗心相，也把一座城深厚的曆史文化積澱，舉重若輕地鋪排在了漢正街的條石板街上，登茶樓酒肆，串商家店鋪，濃鬱的大漢口的氣息撲麵而來。方方的《水在時間之下》敘寫了漢劇名角“水上燈”的傳奇人生，駁雜的城市曆史，濃墨重彩的漢劇，顯露出武漢市民文化的特殊品味。她的《武昌城》寫了1926年北伐戰爭中的武昌之戰。持續了40天的殘酷的圍城戰役讓武昌曾經有過的雄偉的城牆、城門、護城河毀於一旦，灰飛煙滅。這部小說，以文學的筆觸複原了一段幾乎被武漢人遺忘的城市史。即將出版的曾憲德的《老通城曾家》，勾畫出武漢百年老字號老通城豆皮店的發展輪廓，表現武漢傳統風味小吃的世俗化的文化性格。孫克西的《漢陽造》再現了由張之洞開創的近代軍事製造業的曆史，展示了武漢城市曆史發展中重要的一頁。近年來，對武漢城市曆史的文學書寫，已愈來愈體現出作家的主動性和自覺性，而且凸顯城市文化特征，以及在城市的曆史傳統和道德習俗中所顯現出市民文化和人情百態開始受到作家的普遍重視。
另外一類小說則把觀照視野集中於當代，一方麵地域文化作為社會的一種深層結構，沉潛在城市的日常形態中，也表現在城市人生活和精神的文化模式中，具有穩固的生命力和傳承性，體現出具有共性特征的市民文化形態。如方方的《落日》對八十年代市民群落多層麵生存困厄和文化心理現狀，有著深刻的體察和把握。《落日》是依靠小說的技巧和小說家的直覺洞察，去敘寫當代社會事件的作品，這和六十年代在美國興起的“新新聞小說”有點相似。雖然小說取材於現實生活中的真實案例，但方方不隻是簡單地描述兒孫們如何把“妨礙”自己生存的七旬老母送入火葬場的都市傳奇故事，而是以真切、細致的筆觸，將讀者引入到了這個四世同堂的家族極日常化的生存現象層麵上，在對他們生存的本真景況的展示中，體現出方方對市民階層多層麵生存困厄和文化心理的深刻體察和把握。
另一方麵在各種經濟文化力量的衝擊下，城市的經濟結構和和社會生活形態又形成了新的城市文化特點，特定的城市環境又影響和塑造著城市人的文化心態和精神氣質，這就構成了地域文化格局中的城市文學類型。像池莉的《水與火的纏綿》中散發著武漢市民氣息的人物，有著城市環境和地域文化所賦予的城市子民獨特的性格特征。小說中也體現出鮮明的武漢地域文化表征，自然地流露出一股濃濃的城市味道。鄧一光的《一朵花能不能不開放》是寫都市女性成長的小說，在童北地還是個14歲少女時，意外地被父母的同事厲國良摟抱在懷裏，結果成為大家眼裏的另類，由此扭曲了一生的命運，這是一個生命的悲劇。望見蓉的《愛情斑馬線》表現了現代女性對愛情婚姻的困惑。劉愛平的《繁華城》從兩個女大學生畢業後闖蕩都市的過程中，演繹出一個個情欲交織、權色並行的故事。
城市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和城市生活的變動性，在城市化進程中所出現的新事物以及麵臨的新問題，都不斷地為城市小說提供著新的文學命題。城市小說的審美目標，也逐漸集中到那些以自覺的城市意識去審視城市人的生存狀態，描繪市井的風貌人情，以及對曆史與現實中的城市文化和市民生態、心態做當代性思考的作品中，在文學審美的觀照下，城市將會是一道層出不窮的創作風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