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祚歡在1994年推出了長篇小說《失蹤的兒子》後，1996年又出版了一部長篇《舍命的兒子》，和他以前寫的《養命的兒子》已構成了一個“兒子”係列。他的審視視點主要集中於曆史時態中的舊漢口市民群落，在人物構造上既有著同一性又體現出各自的複雜性。兒子們都由農而商，是家族中第一代走進城市的人，他們在城市中爭取生存空間的努力，以及所遭遇的種種波折，讀來令人心生許多慨歎。
《失蹤的兒子》很好讀，能吸引人一氣讀完，何祚歡在刻畫兒子們的形象時，注重營造帶有武漢地域特點的民俗文化氛圍以渲染漢味。如果你是這座城市的子民，閱讀此書就更為愉快，似乎可以讓人在話語間穿行，那一刻似乎就走在漢口的石板街麵上，老街、老字號，茶樓酒肆，漢腔漢調，濃鬱的大漢口的氣息撲麵而來，一切都很熟識，會讓人久久地沉浸在他筆下的人物糾葛和環境氛圍中，真切地獲得一種立體而又細致的感受。這種接受效應，主要得益於他在小說的敘事上采用了講故事這種最直接、也最符合人的最初接受欲望的方式，在創作的整體意義上凸現了小說中“說”的意蘊，大量類似評書的語言，使他的小說成為一種能“說”的小說。
何祚歡的審美觀照視點主要集中於曆史時態中的市民群落，在人物構成上既有著同一性又體現著各自的複雜性。兒子們從農村走入了城市，由農而商，做起了小生意，勤扒苦做，一點點地做大，卻又無法擺脫由家族和農村結成的最密切的血脈相連的紐帶，這就使得他們在城市的奮鬥顯得格外艱難。他們一方麵克勤克儉，憑借自己的才幹在城市裏爭得了自己的地位和生存空間，但另一方麵，來自鄉土的那由情感、道德、習俗習慣、宗族家法所構成的文化心理和家族的組織形式卻成為一種公開的或潛在的掣肘力量，以其表麵的合理性和非合理性製約著他們在城市中的個人行為，並且對他們立足於城市所做的努力形成一種破壞作用，不論是在《養命的兒子》中店倒妻亡，遠去南洋的何昌龍，還是《失蹤的兒子》中棄店離家下上海的韓春泰的遭遇，都令人感慨萬千。
小說選取這樣的觀照視角具有某種特殊的意義，這就是由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由鄉土人格類型向城市人格類型的轉換，本身就是人類生存中重要的命題，也是曆史發展的必經過程，這種巨大而漫長的曆史和社會的轉型過程中充滿著衝突、對抗、消解和融合，但這一切所包蘊著的複雜性和多變性卻是由一個個具體的個體生存形態而體現的，而何祚歡的小說正是將這一個個生存形態的具體轉換過程展示給了我們。並且從整個曆史和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理解和把握當時曆史背景中的種種社會世相，透過市民群落的生態和心態，探尋到市民心史的淵源。
兒子在“兒子”係列中有著一種象征寓意，走入城市的“不安分”的兒子們身上萌動著一種新的進取精神和希望，體現了一種合乎曆史進程的生存觀和價值觀，他們和鄉村父輩之間的矛盾，更多的是新與舊、開放與保守、文明與愚昧、傳統與非傳統的矛盾，隻是在小說中，這些都形象地寓意在父與子、城與鄉的衝突中了。
《失蹤的兒子》在內容上比《養命的兒子》顯得更為豐富，這自然不僅僅是因為篇幅的長短，而是圍繞著韓春泰的人生經曆，充分地展示了社會曆史、文化、世情民俗，多層次、多側麵地刻畫了色彩紛呈的生存世相和豐富的人物個性。當然，何祚歡也在用一種當代的眼光，冷靜地審視著他的人物，探尋著他們失敗中所沉潛著的深層的社會內涵。
在語言風格上，《失蹤的兒子》也更能鮮明地體現何祚歡自己特有的小說個性和人物塑造特點。可以說，小說最突出的特點便是那種類似評書的語言，尤其是帶有立體感的人物對話，這不僅活現了現場氛圍，也透出了人物的身份和性格，這似乎讓人不由地要思考這樣的問題：小說可以怎樣做？其實很早趙樹理就說過，小說是說的藝術，那麼這個“說”就體現了用什麼樣的語言方式來寫小說。《失蹤的兒子》給我們提供了一種思考的契機，即中國小說傳統的斷裂與承襲問題。因為很久以來，我們所熟悉所認可的一種既成的小說模式，都是現當代中外文學為我們提供的各種小說範本，這可能潛移默化地給我們一種錯覺，使我們認定小說天經地義就是這樣的寫法，清末和五四時期的文人至少在旁參西籍時，還會因中西小說判然有別而感到一種驚訝，因為他們看到了這之間的巨大差異，而我們，尤其是青年一代卻是在渾然不覺中便認同了西方的小說模式。反之，當我們讀到這種帶有傳統的“說”出來的小說時，甚至可能還會有這樣的疑慮，這是不是小說的寫法？該如何尋找曾失落了的中國小說的家園？這似乎是很值得當今的人們去深思的問題，也是《失蹤的兒子》給我的最大啟迪和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