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武漢這座城為世人所知曉的莫過於中國曆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武昌起義”。劉宗祥身邊的謀士馮子高就是革命黨，以做生意的身份為掩護，實則是追隨孫中山先生進行革命活動。在劉宗祥看來所有的事都是生意，“好在世界上一切都同生意有關，一切都是生意，生意本身就是一切”，包括革命。他用生意人的眼光去看待去分析生活中遇到的所有問題，包括秀秀的名分問題，對革命和革命黨亦然，如他所說“革命了也要做生意”。劉宗祥站在生意人的角度對革命的看法，卻讓馮子高猶如醍醐灌頂，也不由得讓這個革命黨人改變了對商人唯利是圖的看法。小說結尾部分革命黨人與“丫姑爺”張彪的隊伍在漢口激戰，繁華的漢口火光衝天，劉宗祥退出漢口回到吳家灣柏泉鄉，小說又回到原點。
《招魂》在內容上是對《孕城》的延伸，時間卻已到了1921-1927年。漢口這座城市屬於水陸碼頭，交通便利，魚龍混雜，各色人等雜陳，免不了有各種不受管控的力量滋生，比如張臘狗、穆勉之之流的青幫洪門混混，漢口官府拿他們沒辦法，租界的外國人還要借助他們的力量，法國洋行在劉宗祥這個買辦之外，還要依靠穆勉之這種打手處理一些生意上的事物，張臘狗則是租界裏有名的包打聽，缺少了這些混跡於市井的“沾上了甩不掉”的人物，漢口會是另外的樣子了，所以在這座城市的發展史上也能看到這些潑皮無賴的影子。在洶湧的革命潮流中，張臘狗拿性命當本錢，將自己押寶在革命上，成了義軍的軍官，開始了他的投機生涯。
《孕城》、《招魂》作為講述城市曆史的小說，也注重揭示了漢口文化的世俗性質，注重對民俗風味的展示，這也是對“漢味”小說的一次具體實踐。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麵，一是將圓熟的漢口方言融入小說的敘事，突顯出“漢味”的氣息。二是著力表現世代習傳下來的地域民俗、市民世相，以及具有不同文化個性的市民類型群，由此勾畫出漢口的曆史民俗長卷。小說中涉及到市井中的各種行當，賣麻花賣活物的、撇年子（修腳）、賣水的；寫了糟坊、醬園之類的民間作坊；描寫了各種吃食如發米粑粑發糕、涼粉涼麵，還有洪山菜薹、涼拌藜蒿、素菜包子等等，幾乎武漢人生活的方方麵麵都涉及到了。尤其是對博雜的民俗知識與民俗掌故，對民俗形態細枝末節，對民居建築格局，對服飾器物等都有所提及，每到這些地方小說情節便會停下來，專門講述其曆史淵源。
彭建新在敘事結構上沒有采用90年代主流的敘事方式，而是借鑒了中國傳統小說的敘事結構，以人物為中心分章節，對於新出現的人物必花大段的筆墨交代其來龍去脈，這樣小說的情節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必然會受到影響，顯得不是特別的緊湊，缺乏核心線索和情節，少見激烈的情節衝突。在運用方言民俗等元素時所占的比重過多，這種安排雖有利於地方文化特色的表現，但卻影響到了小說在整體情節上的發展，相應的會對文本的接受造成一定的障礙。
《孕城》是個非常有意蘊的題旨，係列的創作構架具有大氣魄、大規模，敘事以武漢著名的民族資本家劉歆生創業的故事為原型，由此可以牽連起近代大漢口的各個階層，是一個值得深入去挖掘的題材。但是在表達上卻未能完成這個宏闊構架所應該達到的要求，小說中有名字的人物將近六十個，但真正立起來的人物卻不多。在敘事上過於糾結於“玩古賞舊”式的對民俗形態細節的原狀描寫，從整體來看，這一題材所應有的宏大品格被輕而易舉地在敘事中消解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