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文學的整體格局總體趨向於現實主義的創作方向，作家在小說創作觀念上，秉持一種麵向現實、切入人生的比較直接的社會價值取向，自覺或是非自覺地延續著一種追隨時代、介入當下的創作熱情，以及嚴肅的寫實主義的創作態度。很多作家將創作的觀照視點集中於現實生存領域，在小說題材和主題的審視取向上與社會的敏感區和公眾的關注點相契合，也因此在當代文壇頻頻激起閱讀和評論熱點，許多文學話題，諸如從20世紀80年代末的“新寫實”，到九十年代中期的“文化關懷”，再到後來的“現實主義衝擊波”，和“底層敘事”等，都與湖北的小說創作有關。
盡管“介入”當下現實，近距離地反映中國當代社會的變革，這種創作的傾向和創作成果在湖北中篇小說創作中表現得尤為突出，但在長篇小說的創作中，介入當下、跟隨時代的潮流去追蹤表達中國的社會世情，也是許多湖北作家創作的自覺追求。20世紀80年代末問世的《風流巨賈》，最早地跟隨改革開放後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的潮頭，表現了個體商戶的經營活動與生活，作品在全國產生了很大影響，漢正街由此名揚天下。
蔣杏的《走進夏天》以國有大型紡織企業的改革為切入點，真實地再現了在國企改製的過程中，所呈現出來的政治體製和現實環境等方麵存在的各種問題。國有大型紡織企業是國企改製中最早受到衝擊的行業，也是中國改革中的重點之一。《走進夏天》所展現的問題是具有普泛概括性的。
杜為政的《大風》將審視的目光集聚於棉紡織廠和大型鋼鐵企業的改革，由此表現了城市改革的艱難過程。小說有現實基礎，題材明顯地取自武漢這座城市。小說中國棉八廠長期虧損，資不抵債，宣布破產後被台商收購，工人下崗待業，這是改革的代價，在他們再就業與新發展的過程中，既充滿了艱辛也給人很溫暖的感動，在寫人敘事上頗見功力。
郭襄的《鬼牆》以改革開放後的南方某鋼鐵公司西野鐵礦為背景，表現了城鄉和工農之間錯綜複雜的矛盾衝突。研究生出生的宗廉，躊躇滿誌地走上了礦長的崗位，欲施展自己的才幹，實現宏偉大業，卻發現他的改革嚐試困難重重，到處都有“鬼牆”的阻礙。小說寫到了當地農民對礦井的搶奪挖采，對礦山設備的盜竊和破壞，敏銳地指出企業與地方的這種糾紛看似是“工農矛盾”，實際是“政企矛盾”，也是地方主義的不正之風的一種表現形式。小說通過情節和人物敘事，對政企不分的行政縱向管理以及條塊分割體製進行了揭示，要求企業擁有生產經營自主權，要求打破地方壁壘，簡政放權。其實，在今天看來這部1991年問世的小說所揭示的這些內容，都是很有現實衝擊力的，觸到了社會問題的縱深。
徐世立的《兒科醫生》以醫院改革為契機，著力表現了在社會轉型期這樣一個急速變化、人的價值觀不斷受到衝擊和解體的大背景下，幾代醫務工作者所產生的種種困惑，既表現了他們對醫學研究、對病患所保持的嚴謹的科學態度和高尚的救死扶傷精神，以及對醫德和社會良知的堅守，同時也反映出他們與社會環境之間的衝突和妥協。
劉醒龍的《天行者》敘寫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鄉村特殊群體“民辦教師”。讓人看到了他們令人感歎和心酸的生存狀況。《痛失》以對當今鄉鎮和縣城生存境況的深入洞察，對底層生存困境和官場欲求做了深入細致地敘寫。
董宏量的《遍地黃金》比較早地寫了個體書商，這是中國社會轉型初期的過渡性的人物，也表現了20世紀90年代的全民“下海”的潮流中，人們的人生觀、價值觀所受到的各種衝擊與碰撞。
陽生的《組織部長和他的同事們》可以和王躍文的官場小說有一拚，同樣涉及到了省委機關大院的社會生活，小說以省委組織部這一人事最高部門為觀照對象，寫了包括省委書記冷子冰、省長等一批高級幹部，圍繞著幹部任免的“上”與“下”，把各種矛盾聚焦在一起，展示了現代官場的各種現象，不熟悉省委機關大院生活的人，是寫不出這樣的作品的，這也提示了陽生的特殊身份。
唐鎮的《同一條河》首次將文學的觀照視野投向了一塊尚未被深入發掘的領地，追溯到人的自然生命的源頭，對製約著人的性格行為的基因組序展開了探索。體現出一種對生命內在自我和本我的理解認識，對人性的二重性及犯罪心理，做了一定的創作嚐試。
當然，介入當下的小說還有很多，有些我已經在前麵的章節裏做了分析闡釋，像王建琳始終立足於“當下”的農村現實，積澱了他人所不可援用的鄉村生活積累和感情積累，寫了數部新農村題材的小說，近距離地反映了鄉村中的三農問題。劉心明的《八品鄉官》，對中國最基層的鄉鎮幹部在中國社會轉型期所遇到的問題，做了最真實的刻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