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人初對他前行路上的重重蒺藜已有充分的精神準備，對舊有體製痼疾的掣肘作用和經濟熱潮中人心的鼓蕩，會給競選結果造成怎樣的影響，他也有清醒的認識。但他依然低估了官場角逐中那近乎險惡江湖的詭譎和莫測。他麵對依次登場的形形色色的麵孔，既要明察陰謀，防範算計，破解圈套，還要對各種力量的斡旋和均衡洞若觀火，對遊戲規則了若指掌，甚而忍辱委身其中。這一切，讓這位一生崇尚高風亮節的純粹的醫生，身心俱損，傷痕累累，白人初在他發表了泣血而呼的“競選演說”後倒下了。雖然他以生命作抵押的競選失敗了，但他撬起了官場規則這塊鏽死鐵板的一條縫，把頗具民主象征意味的競選變成了現實，並由此攪動了整個醫院，乃至社會各個領域對醫院體製改革的遙想。當然更直接地，是白人初用他的舍命一搏，向全院的同仁宣示了他的信念，他的精神，在所有人的心中橫亙了一杆戥秤，時時警示人們衡量自己做人的份量；更在所有的醫生的眼前，豎起了一根標杆，什麼叫真正的醫生。
《兒科醫生》用白人初的競選失敗，完成了徐世立對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節點的種種思考。然而這裏不能不指出的是，徐世立對小說大背景的思考和定位無不顯現出囿於時代的局限性，或許是為了給小說中的“競選”故事營造尖銳的衝突效果，他有意無意中忽略了改革開放對中國巨大的進步意義，而著意突顯了市場經濟體製對計劃經濟體製的替代所帶來的社會矛盾及負麵影響。也許正是因為徐世立在構思小說立意時，自己的認識也處在社會轉型期的新舊糾結中，因而小說中所設置的正邪博弈，存在著某種認識上的偏差，集中放大了社會的負麵現象，對新舊事物和觀念交替的變革，有失偏頗地統統歸咎於“市場經濟帶來的混亂和墮落”，把主人公白人初的對立麵李大元概念化地設計成“經濟動物”，從而影響了人物塑造的豐滿和可靠。凡此種種，在某種程度上消減了作品內涵的張力。但《兒科醫生》也在一種悲劇的意蘊中完成了對堅守主題的詮釋，從德高望重的老院長錢煌，到“真正的醫生”白人初，再到新兒科主任周小慧，不論世事如何變化，這種堅守仍然薪火流傳。
肯定的，徐世立竭心盡力去探究市場經濟環境下醫療體係建構的命題，無疑是極有意義的追求，也體現出一種前瞻性的思考，即便是在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雖然《兒科醫生》終究也沒有就這一命題得出一個明晰的說法，但是小說對這一命題關注的本身，就具有極高的社會價值，我不能去苛求徐世立在這部小說裏能給予滿意的答案，即使白人初競選成功，說不定他最終也會引咎辭職。不管怎麼說，《兒科醫生》塑造了一個難能可貴的白人初醫生。初看去，白醫生執意競選的勇氣，頗具堂吉訶德戰風車的風範。臨末了，再看競選失敗的白醫生，則更讓人想起《老人與海》裏的聖地亞哥。有此，《兒科醫生》是厚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