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杏的《走進夏天》是一部近距離地反映中國當代社會變革的小說，以湖北宜昌地區國有大型紡織企業的改革為切入點，真實地再現了在國企改製的過程中，所呈現出來的政治體製和現實環境等方麵存在的各種問題，並試圖從社會文化和人性關懷的角度去進行文學的審美觀照。
《走進夏天》發表於上個世紀90年代末期，因為題材觸及到國企改革這一中國當代經濟和社會生活中重要的事件，人物又涉及到大型國有企業的廠長和市級領導，因而在當時引起了一定的社會反響。蔣杏是敏銳的，他本身就處在國企改革的旋流之中，是事件的當事者“在場”的言說，正如他自己說的“我的小說離生活實在是太近太近，近的仿佛伸手可觸”。這種“太近”的觀照方位，一方麵可以緊隨時代發展的腳步，最真實地、近距離地把握對象，描述更具體細致，更能體現出現場感。但另一方麵也有可能會因距離太近，而影響到作品在宏觀視野上的提升。
小說的基調嚴肅而低沉，主人公章秋遭遇了失去妻子的打擊，當他還沒有從悲痛中恢複過來的時候，就被任命為紀南紡織總廠的代理廠長。廠長的職位對很多人來說是求之不得，但紀南紡織廠卻是塊燙手的山芋，對於任何接任廠長的人來說都不啻是一場危機，一種磨難。作為國有大型企業的紀南紡織廠，虧損四千多萬，有幾千工人需要養活。章秋一上任首先麵臨的問題是原料短缺，棉花隻夠維持三天的生產，當月工人工資缺口百萬。對於工廠當下的現狀，章秋有著清晰的認識，“他清楚，紡織行業現在很不景氣，虧損仍將與日俱增，如果說紀南紡織總廠是一架大車的話，這架大車現正在滑向淵穀”，明白工廠和紡織業現實處境的章秋，完全是憑著對工廠的感情和一腔改革的熱情，在這樣危難的時刻走馬上任擔任了代理廠長的職務。
《走進夏天》發生的故事主要集中在三個月的時間內，情節緊湊、波瀾起伏，層層推進，幾乎不留喘息的空隙。為了拽住這架正在滑向淵穀的大車，章秋本著對工廠負責對工人負責的態度，進行著大刀闊斧的改革。他果斷地做出集資的決策讓工廠擺脫了破產的危機；對兼並的三個廠實行“斷奶”的政策，卸掉企業身上沉重的包袱；果斷關停設備老化虧損的分廠；分流職工為企業的重生掃清了障礙。這種種舉措，為企業的發展鋪平了道路，同時也為即將上任的正式廠長開創了良好的局麵。
改革的過程是充滿艱難的，由於長期主管生產，對企業的其他環節並無過多地了解，就在章秋為工人工資發愁的時候，副廠長曾長全以收賬為借口意圖跳槽並掐斷自己經營的銷售渠道。由於輕信或者說是過於自信，章秋不顧原料科科長的多次勸阻，鑽進了棉花公司經理設的圈套，這成為章秋上任後遇到的第一個危機。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一方麵是性格因素使然，敦厚的章秋太容易相信別人，另一方麵是因為他對商品經濟和商業文化還很生疏，不懂得商業活動中的種種潛規則。但可貴的是，章秋一旦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他能夠放下麵子第一時間內糾正，他會為自己錯怪了原料科長孫邦才，誠懇地向他道歉。在關鍵時刻，章秋得到了工廠員工的支持，本來生活就不富裕的普通工人們對集資雖有怨言卻堅定地支持著廠長，有的工人甚至為集資去賣血。孫邦才也沒有因為廠長的誤解而產生怨恨，而是第一時間做出解救措施，最終挽救了工廠。
在對兼並企業“斷奶”的過程中遇到的阻力，直接威脅到了章秋的前途和生命安全。分廠職工在廠長的唆使下去總廠鬧事，結果鬧出嚴重的事故，章秋本人被從二樓擠下受重傷。更為嚴重的是分廠工人在香港回歸這樣一個偉大時刻去市政府鬧事，而章秋沒有聽從副市長羅吉言的指揮，直接與工人對話更加重了副市長對他的不滿，這成為影響章秋能否轉為正廠長的關鍵因素。出於個人政績的目的，副市長羅吉言強行要紡織廠兼並已經資不抵債的床單長。從紡織廠的利益出發，章秋當麵拒絕了這個要求，給副市長造成不好的印象。這個情節也最鮮明地反映了章秋這個人物形象的一些特征，首先他能夠為維護工廠的利益直言不諱，其實在場的所有人，包括副市長自己都知道，兼並實質上已經破產的床單廠無疑是給還沒有脫困的紡織廠增加新的負擔，但是出於各自的考慮沒有人說話，隻有章秋站出來說出了大家都心知肚明的話。其次是章秋對官場文化的陌生，像化工廠工人出身的市經委主任雷建屏非常清楚紡織廠目前的處境，但諳熟官場文化的他，出於對上級領導的逢迎，要求領導說的都應該無條件地辦到，而章秋則不同。兩相比較之下人物的性格特征就凸顯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