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琴》對劉醒龍來說，是具有奠基意義的，作品的影響力遠遠超出了文學圈，不僅使劉醒龍在一個更大的範圍內被大眾所認知，而且他所表現的“民辦教師”的待遇問題也為世人所注目，據說正是由於《鳳凰琴》所產生的一係列社會影響，才使民辦教師的問題被社會更廣泛地關注，並且促使教育界高層開始動手逐步地去解決民辦教師的切身問題。正因為《鳳凰琴》對劉醒龍有著極為特殊的意義，所以我們就能夠理解，為什麼在《鳳凰琴》問世17年後，在“民辦教師”在經過轉、退等消化措施，已逐漸地淡出了鄉村學校的背景下，劉醒龍還會在2009年對這樣一個題材再一次地進行重寫。
《天行者》講述著《鳳凰琴》中的人物後來的生活，還是在大山深處的界嶺小學，隻是張英才轉正後離開界嶺去了省教育學院進修。學校裏除了餘校長、孫四海、鄧有米外，又來了一男一女兩個支教生駱雪和夏雨。小說主要還是圍繞“轉正”這一主線來進行敘事，在這些鄉村教師的內心深處，至今仍然以由民辦教師轉為公辦教師為一生的理想，就像小說中的民辦教師鄧有米說的“其實民辦教師的個人理想就這麼丁點小：工資不論多少，隻要能按時發；轉正不問早晚，隻要還有希望。”“轉正”是他們人生的一道大坎，過去了就可以離開界嶺，去教育局、團委等，像藍飛一樣一去不歸，就會有更好的發展，當然也有像張英才這樣的回歸者，這可以看作是劉醒龍最理想化的敘事。圍繞著“轉正”，我們看到了這些民辦教師們內心的種種掙紮，以及他們不得不在進退失據中做出自己艱難的抉擇，像鄧有米差不多三十年省吃儉用，才湊到一萬元工齡錢去轉正，到頭來卻隻買了個能夠被開除公職的資格。而餘校長和孫四海卻籌集不到這筆錢，圍繞這筆錢後來發生的故事，讀來真是令人心酸。劉醒龍說他寫完《天行者》，內心充滿感恩，中國鄉村中的民辦教師們的確是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產生於一個特殊的時代，師資匱乏，邊遠偏僻的鄉村學校不得不起用一些稍有文化的鄉村知識者擔當教師，就像餘校長說的“這麼多孩子，不讀書怎麼行呢？”正是這些“水平不高”的民辦教師，填補了鄉村教育的一段空白，讓許許多多的孩子走出了大山，走出了鄉村，由此改變了他們一生的命運。所以一般的讀者讀《天行者》會產生感動，而有過這種經曆的人必然會充滿感恩。在《天行者》中，界嶺小學的教師們，在山高皇帝遠的界嶺認真地履行著教師的職責，他們常常比城市裏的教師要付出的更多，除了上課，他們還要風雨無阻地護送孩子們上下學，在路上要與狼群搏鬥。山裏的孩子居住分散，他們把學生當成自己的孩子，在自己家裏照顧學生吃住。他們教孩子讀書認字，舉行升國旗儀式，做著教師該做的事，卻沒有享受教師應該有的地位和待遇。作為民辦教師，工資被長期拖欠，還必須自己種地、種菜來養活自己，為維修校舍而賤賣掉自己種的茯苓。他們用以激發學生的就是每天要麵對的界嶺，走出去就成為最好的動力，但他們大部分卻成了界嶺的守望者，或是像張英才這樣走出去了又始終牽掛著界嶺的回歸者，所以劉醒龍把他們視為默默苦行的民間英雄，是不為過的。
作為長篇小說，《天行者》比之《鳳凰琴》在民辦教師的形象塑造上是有變化的，雖然餘校長、孫四海、鄧有米還是和張英才一樣，符合我們從《鳳凰琴》中獲得的民辦教師的形象，而藍飛就是一個新的形象，他之所以要放下教鞭，離開講台，去到官場上謀發展，就是覺得“用火治不了火，用水治不了水，教育拯救不了教育，民辦教師拯救不了民辦教師，所以自己決定赴湯蹈火，去往官場一試身手。”《天行者》中的人物之間的關係也稍微複雜了一些，比如餘校長和萬站長與藍小梅，孫四海與王小蘭之間增加了一些人物的情感線。另外兩個支教生夏雨和駱雪也帶來了一些時代的新變化，也由此拓展了小說的敘事空間。當然小說中還有一個特殊的形象，就是劉醒龍認為的他最喜歡的葉碧秋的苕媽，一個總喜歡拿著一年級語文課本，像小學生那樣麵對天空背誦課文的傻子，在她身上是寄予了作家的某種寓意的。
《天行者》雖然豐富了人物，也提供了更多的故事，比之《鳳凰琴》更多了些悲劇意蘊，比如用捐款新建成的教學樓，因建築方的偷工減料而倒塌，支教生夏雨的死等，有一定的可讀性，但卻缺少新的衝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