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雙重的敘述視角
作品所具有的回憶錄和小說的雙重特征，是由它獨特的敘述方式造成的。在小說中實際存在著兩個敘述視角，一個是展現小說內容的敘述者“我”，他以主人公的角色充當著生活事件的參與者。另一個則是徐遲的“我”，他居高臨下，無處不在，作為前一個“我”的整個生命曆史和文學發展的見證人存在。因此，當小說敘述者“我”從主人公的生命線的起點啟程，順應著生命成長的自然時序，循序漸進地展開小說的情節，講述著家庭的變遷，人物的命運、情感、心態以及描繪他的生存背景和周圍的文化氛圍時，另一個“我”正同時從這條生命線的另一端逆行而上，這便是大量出現在括號裏以及零落在故事敘述中的一些段落和句子。那是一種以晚年平和的心靈，一種穿透生活陰霾的曆史眼光，一種成熟的藝術審美觀照，返顧審視中所體現出的對舊往的充分梳理和溫馨的追懷。他評點著小說主人公在生命軌跡上的每一重要駐足點，對圍繞著主人公的人物和事件的終局做著總結和交代，並且重新審視評判著主人公青年時代的文學追求和作品的價值。
這種由小說情節中社會事件參與者的“我”，與小說情節外曆史見證人的“我”所構成的雙重敘述視角，將不同時空組合為一體，形成了小說既可以顧後，又能自由瞻前的敘事時態，同時也產生了讀者閱讀中的離合效應。當我們跟隨前一個“我”沉浸在精心構築的小說世界中時，後一個“我”不知會在什麼地方站出來，把我們的注意力從情節人物那裏引開拉回到作者身上上。
這種不斷地溶進去，又時而自如地走出來的小說解讀，實際上已昭示讀者，作為小說敘述者和充當事件參與者的“我”，和小說世界外曆史見證人的“我”循環往複敘述的，是穿越不同時態的同一個生存圈，是從不同的敘述視角搭起的共同的世界。讀者可以據此認定，在小說的藝術世界中，仍然保證了描繪的基本事實的紀實性。主人公充滿生命激情的生存曆史並非是文學的虛構，而是現實的還原，在作家與主人公之間實際上並不存在大的間離，我們理解了小說中的主人公，也就更深地理解了現實中的徐遲。由此我們獲得了對這部作品的總體印象：即《江南小鎮》不僅僅是一部全景式的傳記作品，而且也是全方位研究作家徐遲的不可多得的補充參照材料。這是由於，迄今我們所見到的研究資料隻是粗疏地梳理了作家的主要經曆和創作軌跡，排列了作家的重要作品以及問世時間，但這並不能涵蓋作家的全部。這些研究資料僅隻是讓我們看到了打在相繞的生命曆史和文學發展線尾的一個漂亮的結，而缺少線段中間所蘊蓄的生命的飽滿和情感的豐富。小說則詳盡地提供了這個成功的線結的形成過程，如書香門庭的熏染；藏書豐富的江南小鎮厚重的傳統文化的影響；改革派創辦的精勤學塾中受到的新文化、新思想的洗禮；被青春的激情所激起的詩的才智、詩的情愫中，沉潛著的是祖輩四代人對詩的共同崇敬，還有從燕園開始的向西方文學的轉向，既有著冰心講授的英國詩學的影響，也直接來自現代派文學的浸染。燕大外文係主任士比亞小姐贈送的四冊美國文學季刊《獵犬與號角》，成了青年詩人接受現代派文學的入門書，並且影響了他一生的創作傾向，於是有了後來對意象詩歌和新感覺散文的嚐試。
三、深入認知徐遲的另一種參照
我們對徐遲作品的熟知多來自他新時期初期的報告文學創作，卻不了解他最早的報告文學是寫於一九三七年的《在前方——不朽的一夜》，更未讀過他早期曾寫下的具有現代派意味的詩歌，和論述現代派詩人的評介文章。新時期初葉文壇，我們曾為讀到《哥德巴赫猜想》、《生命之樹常綠》而欣喜、激動過，很難忘記這些作品給人留下的極其深刻的印象，帶有濃重抒情色彩的奇麗語言，蘊含著豐富想象的形象比喻和象征描寫，把抽象的論證化作了形象生動的畫麵，把生活化作了詩。尤其那些多由四字句和長句參差組合成的具有散文和古典詩賦特點的敘寫，將對曆史、對社會、對人物的種種思考濃縮其中，有如激流飛瀉，淋漓酣暢。從這種跌宕有韻的語言形式中浮現出詩的激情、詩的想象、詩的感受。徐遲的才情曾讓人驚歎，而現在則可以從主人公在小鎮受到的古典傳統文化的浸潤；從他極早表現出的易於動情、富於想象的詩人氣質；從他敏於將客觀對象具象化的長期詩歌實踐中找到注腳。同樣，我們也從作品主人公早年對現代派詩人龐德、對艾略特的《荒原》和《論文選集》的喜愛，從他三十年代和穆時英、劉呐鷗的交往以至對新感覺派的著迷；從他在具體的創作實踐中對現代派的追隨中，找到了八十年代徐遲較早發表《現代派與現代化》一文的合理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