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傳鋒的《最後一隻白虎》以動物小說的敘事方式，將讀者帶到了鄂西這包藏獨特文化意蘊的世界。現在一般都把李傳鋒看作是動物小說的代表作家，原因有幾個，一是他寫動物小說比較早，1980年發表《毛栗球》，寫一隻馴化的山雞。1982年寫了《退役軍犬》，其後是《牧雞奴》和《母雞來亨兒》，1989年出版的《最後一隻白虎》，將動物作為長篇小說的主要刻畫對象，在當代文壇也是最早的一個。二是他寫的動物小說有自己的特點，《退役軍犬》、《最後一隻白虎》都是動物小說中的傑作，受到普遍的讚譽。三是他寫動物小說，同時也探討研究動物小說，對動物小說的特征、動物形象的把握都有自己看法和觀點，並且得到很多人的認同。有對動物世界的切身體驗，又積累了多年的創作經驗，並且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理論，這就是李傳鋒創作動物小說的底氣和優勢。
近年來隨著人們的生態意識和動物保護意識的提高，有關動物小說的敘事與研究也日漸成為一種趨勢，李傳鋒也成為研究的主要對象，幾乎所有有關動物小說的研究都會提到他的《退役軍犬》和《最後一隻白虎》，特別是後一部作品，因為它更像是一個預言，作為百獸之王的老虎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從山林裏滅絕，或是從地球上消失，那時將不會有老虎這個物種，尤其是珍貴的白虎，這可能就是《最後一隻白虎》被人們格外關注的根本原因。
一、曆史傳承的民族記憶
李傳鋒較早地踏入了書寫動物小說的領域，這並不是因為他有先知先覺的生態意識和動物保護意識，現在一些研究文章主要都是從生態環保和動物保護意識的角度去評價《最後一隻白虎》，這可能並不完全能說明當時李傳鋒創作的實際情形。這部作品寫得比較早，提綱寫於1982年，1986年他掛職恩施時進行了修改，題為《最後一隻白虎》，1989年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在這個時期，生態環保問題和動物保護還未能像現在這樣引起普遍的關注，李傳鋒這時雖然已寫了幾篇動物小說，不過他對生態環保問題還不會有更深入地思考，這與當時整個社會對生態環保和動物保護的認識水平有關。不過，李傳鋒還是比一般人走得要超前一些，1987年他參加了野生動物保護協會，這促成了他下定決心要寫一部有關老虎的長篇。
李傳鋒之所以選擇把寫動物作為自己創作的主攻方向，這其中有種種原因，一是想在創作上闖出一條新路，寫動物小說在當時就是。二是受到傑克·倫敦《荒野的呼喚》等動物小說的啟發，三是和自己從小在鄂西常與動物打交道的生活經曆有關。顯然，最後一點是關鍵因素，因為有這種特殊的生活基礎，所以才會考慮從這方麵去發展，才會對有關描寫動物的文學作品格外關注。所以我更願意從李傳鋒的民族身份上去進行考察分析。李傳鋒是土家族人，他的家鄉鄂西，是一片沉潛在土家族民族記憶中的鄉土，有野性張揚的山野林莽，飛雲流霧的綺麗風光，極具靈性的飛禽走獸。他年輕的時候在家裏務農，天天與雞狗家禽家畜打交道，對動物有很多感性知識，冬天莊稼收了，“幾個人邀在一起，帶上幾條槍、幾條狗，去深山裏打獵”。“土家人認為，獵物是土地爺‘喂’的東西，進山打獵，就是接受土地爺的賞賜。在土家山寨，打獵稱得上男人的‘節日’”，由此可見，當時為溫飽從野獸身上索取很尋常，打獵也是件快樂的事，不像現在打獵要受法律約束。正因為“從小就與大山裏各種各樣的動物打交道，對動物的生活相當熟悉。小時候不僅聽慣了大人講的動物故事，而且親眼目睹了各種各樣的動物。”，“所以，我的動物小說也無形中獲得了生活基礎，因此也是寫實的，是真實生活的一種反映。李傳鋒的自述，有助於我們去理解和分析他的作品。一般作家，尤其是城市作家寫動物，大都是依賴間接資料，或是完全憑借自己的想像，以一種擬人化、童話式的手法去寫動物，有的還參照引入了動物生態學、動物行為學等理念，來尋找動物的生存依據。而李傳鋒則完全是在寫實，一切都是可知、可感的。早年與動物近距離接觸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積累，成為他創作動物小說的優勢，而由一代代土家人口口相傳下來的動物故事，實際上是傳承了一種民族的文化記憶和民族的集體無意識心理。大山裏生存的土家人本能地對動物有一種天然的親密感，視動物是與自己共生共存的山林夥伴。李傳鋒創作的精神資源，就始自這種久遠傳承的民族記憶，這種民族記憶既承接了曆史，而且也會通過李傳鋒的動物敘事為明天留下關於自己民族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