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時尚元素的都市讀本
李修文曾經有過去日本遊學的經曆，大學時代讀過大量的日本小說，這使他獲得了日本文學的滋養，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個徹底的文化哈日族。李修文對“愛與死亡”主題的迷戀，不能不說是受到了日本文化的極大影響，在他的創作中，可以隱約地看到渡邊淳一、村上春樹、太宰治等日本作家的影子。從《滴淚痣》、《捆綁上天堂》這兩部作品更明顯地體現出這種來自日本文化和文學的影響。《捆綁上天堂》裏囡囡為了安慰“我”，用石子把自己的臉劃傷，這個場麵幾乎就是《春琴抄》中管家為了表達對失明的春琴的愛，而刺瞎自己雙眼的場景的另外一種書寫。日本文學感受細膩的特點，以及追求極致、追求精雕細刻、追求唯美的風格，在李修文那裏都可以找到。他的小說讀來有那麼一點日本小說的味道，充溢著櫻花刹那燦爛倏忽飄逝的悲劇意蘊，流溢著憂傷的情感，這種憂傷是一種舒緩的憂傷，充滿了憐憫、悲傷之情。
李修文的作品因所呈現出來的時尚性、前衛性而大受青年人的喜歡。雖然他的小說，不同於一般的時尚文本，重心是在講幾個哀婉的真愛故事，但在憂傷壓抑的氛圍中，卻包含著大量的時尚元素。李修文有過在日本生活的體驗，《滴淚痣》的背景就在日本，異域的文化，陌生的城市街景，東京的秋葉原、新宿、鬼怒川和北海道的富良野，櫻花和幽香的熏衣草等等，對中國讀者來說，這一切顯得新鮮而且時尚。他的小說，在敘事中自然地融進了時下的流行，這就是一種時尚，像JR電車、高速列車、咖啡館、露天酒吧、CD店等典型的都市意象，還有周星馳電影對白、流行音樂、手機短信、CD等流行時尚的影子，作品中大量的“時尚”，其實就是書中人物每時每刻、無處不在的生活中，“我和扣子不需要傳奇，隻要在‘生活’著就夠了。”李修文身處其中，對這種感性的、放縱自我的生活，認同和描摹自然要多於批判。作為一個出生於70年代中期的作家，李修文的文化童年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都市”的烙印，他的作品也很自然地成為都市消費文化的產物。
《滴淚痣》、《捆綁上天堂》這些都市文本的意義，並不僅僅在於對現代都市標誌的顯示，而是通過他的文本揭示了身處都市之中的都市人的複雜體驗。他的小說中的人物都是些孤獨、寂寞、漂泊的靈魂，他們都不得不接受疾病、分離、痛苦和死亡的煎熬。他們在漂泊中承受無助的困苦；在死亡裏領悟情愛的隔絕；在交歡時體味人生的虛無，在孤獨中品嚐生命的悲哀。李修文反複敘說、描摹、渲染著“人”的個體性、虛無感、孤獨體驗和距離意識，那種無法擺脫的身體的隔膜以及與所愛的人不離不棄，永遠合一的矛盾，那種愛的自由選擇以及對愛的占有共存中所產生的虛無主義，隱藏著的是不可挽救的對生命的絕望。在小說中，李修文試圖以愛的“不離不棄”的執著，架構一座情感的橋梁，連接身體與心靈，來為都市中“人”的迷惘尋求一個答案，但在他的作品中，所有執著追求“純粹愛”的人物都以毀滅而告終，李修文並沒有給他的主人公找到一個合適的答案，也許李修文正是以這種方式來傳達他對都市中“人”的困惑的思考。
《滴淚痣》中“我”對扣子的愛，以及《捆綁上天堂》中囡囡的義無反顧，其實都可以說是“不假思索的青春之愛”，愛的忘我，愛的勇於犧牲，其實作品中幾乎所有人物的愛情、心靈和行為，都是這個模式。我”與扣子、安崎杏奈與辛格、筱常月與她的前後兩個丈夫、“我”與囡囡、杜離與他的愛人、小男與燒傷的男人都是如此。無論是貧苦、疾病、流浪，還是挑釁、戰亂、黑社會的追殺，甚至是死亡，愛戀的人都心甘情願地一起承擔。但要說的是，李修文的小說中對於都市的觀照看似有許多現實的成份，但不論是故事情節，還是人物設置，實際上都是浮遊於現實生活之上的，是來自文人的主體想像，使文本帶有幻想與夢遊的氣質，無法用世俗的判斷去辨析真實還是虛假，那種為愛而生為愛而死的浪漫和天然的傷感與憂鬱，隻會生長在文本裏。
比較上代人，李修文是在一個複雜多變的社會文化語境中長大的，他的作品體現出多種文化因素交織的斑斕，他對都市的態度是既批判、又認同，既不放棄精神，但又不全盤否決物欲。這之中雖有對都市、物欲、狂歡的認同，卻也有堅持“純粹愛”、探討都市中“人”的精神價值的嚴肅立場。正是在這一點上，李修文將自己與一般的“70年代”的寫作者們區分了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