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毛是個詩人，而且是女詩人，強調這一點，是因為這是理解和闡釋阿毛長篇小說的關鍵。由詩人而後轉為寫小說的人很多，像喬良、劉毅然、韓東等，而在湖北文壇就有陳應鬆、劉繼明、張執浩，他們的創作最早都是從詩歌開始的。另外像方方、鄧一光之前都寫過詩歌。但阿毛是以詩歌成名的女詩人，屬於中國詩壇的“第三代”的詩人，她在創作主體傾向上更偏重於詩歌的“感性”。她的小說中詩的痕跡很重，這不僅是說阿毛把自己的30多首詩歌，也包括其他詩人的詩歌嵌入小說文本中，而且她在小說的整體構架上也是在用詩人的思維方式來整合素材。而作為女性，她則是更多地將情緒和感性帶進小說創作中，這使她的小說更大程度上成為一種自我的精神展示，而小說情節則被無形中淡化。與其說她在寫女性的人生故事，倒不如說她在寫自己對人生的一種感觸和情緒，就如阿毛說的“我在我的小說裏發展自己的詩歌理想。”她的小說是詩體化文本的女性言說。
阿毛的長篇小說有《誰帶我回家》和《在愛中永生》。在人們的印象中，阿毛似乎有三部長篇，最早發表的是《欲望》，而《誰帶我回家》是為了彌補《欲望》的不足和漏洞，在《欲望》的基礎上再加工而成。《誰帶我回家》是一部典型的詩化小說，從中可以看到阿毛寫的詩歌，這是另一種閱讀體驗。《在愛中永生》是個跨文體的小說，融合有不同文類文體，嵌入了真實的書信，是紀實與小說的集合。
在《誰帶我回家》中，阿毛塑造了亞非這樣一個美麗而富有才華的女藝術家的形象，這是一個有著詩意精靈的敏感女人。亞非固執地追求著情感的純粹，和詩化的人生，而這正是她身處物欲時代的致命傷。亞非在發出“誰帶我回家”感歎之後，固執地活在自己的藝術世界裏，她雖然已沒有形式上的家，她的心卻是隱忍與純潔的。阿毛筆下的女性形象，主要是些為自己的理想而受傷的女人。這些女人追求完美、純粹的人生理想，而其理想在現實中又是必然要失落的。但她們仍然固執於夢想，決不放棄。她們心靈的高遠，目標的不可切近，注定了她們永遠在路上，永遠不停地漂泊，永遠無法得到內心的安寧。物欲時代的浮躁氣息，“欲望”的膨脹，注定了阿毛筆下的知識女性永遠是悲劇。
小說采用了第一人稱的敘述視角，這種視角更宜於表達自我，無論是隱秘的內心世界，或是個體的情緒，這種敘述方式恰恰契合了《誰帶我回家》中對藝術女性心路曆程的表現。亞非在夢想中飄蕩掙紮，因為各種不預期的傷害而痛苦孤獨，這種敘述方式在女性作家那裏並不少見，比如林白、陳染等人的寫作以描寫潛藏的、隱蔽的女性經驗而著稱，而阿毛的敘述更關注的是藝術女性或者說文學女性的內心世界和情感起伏。
《誰帶我回家》表達的是一種靈魂的獨語，是一種抒情的獨白，與那種注重主體在現實生活中的體驗獨白小說有所差別的是，抒情獨白更多地關乎內心，充斥著對女性精神的自我言說。阿毛是個有著多重矛盾的敘述著，對女性獨立性的強調，對女性高遠理想的堅守，對女性人生追求的肯定，使她的敘事帶有明顯的女權主義色彩，但她又不是一個女權主義者，“誰帶我回家”這種詰問，仍然顯示出的是一種女性被動的、弱者地位，而這個主動的帶領者“誰”卻是男性，雖然女性對這個男性是有要求的，可這個女性理想中的男性卻在現實中很難尋覓，楊帆、李原、王峰，他們最終都不是那個能夠帶亞非回家的人。與同時代的女性文本相比，阿毛顯然對形而上的思索更為熱衷，她的小說中極少赤裸裸的生理“欲望”的描摹，而更多地關注人心的“欲望”對情感生命的褻瀆。這樣，阿毛就以她的獨特之處豐富了女性話語的自我言說。
詩化語言、散文化結構就成了《誰帶我回家》在敘事風格上的主要特點。而阿毛也藉著個人的精神獨語，進入了對生與死、痛苦與歡樂、執著與棄絕、愛情與寂寞、短暫與永恒等形而上的思索與追問。阿毛在小說的敘述中不可避免地糅進了過多的個人的感情色彩，她不會收藏自己的情感，她總是直接讓自己走進作品，融進人物，這也符合詩人慣於主觀敘事的特點。阿毛是用詩人的方式，用詩歌的情緒在創作小說，亞非本身是個畫家，但卻更像個詩人，阿毛幹脆把自己與合在了一起，人物的感傷和痛苦，明顯是詩人自身的，人物的思緒也是阿毛的，處於隨意狀態，構成一種類似意識流式的寫法，著意表述的是阿毛的內心體驗，是逃離經典文學準則後的自我放逸。
盡管《誰帶我回家》中凸現出的詩性品格是作品的亮點之所在，阿毛也在藉小說這種形式探求著個人的表達方式，並且也有自己的新的建構。但我覺得，阿毛在小說這個寫作空間中的優勢並沒有詩歌大，要麼繼續在邊緣做一個小說的玩票者，要麼就來一次徹底的脫胎換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