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辯護人博易律師當即反駁；“此案發生在租界內，按照《公共租界章程》，理所當然應歸租界公堂審理。”
清廷代表及古柏搜索枯腸，也沒能找出反擊的論據來。這時博易律師又抓住時機，反守為攻，提出一連串的詰問：
“按照法律，凡是訴訟必須原告被告兩方齊全才行，倘若隻有被告而無原告，則訴訟不具。現有人控告被告有罪，那麼，我們要問堂上各官，今日之原告究竟是何人？是北京政府呢？還是兩江總督？是江蘇巡撫呢？還是上海道台？請明白宣示。”
清廷代表俞明震瞳目結舌，無言以對。
古柏猶豫半天，含含糊糊的說：“這個……這個……當然是中國政府……”
博易立即駁詰道：“堂堂中國政府，竟然問屬下之低級法庭起訴某個個人，受其裁判，豈非笑話？”
俞明震抓耳撓腮，不知所雲。
博易不容對方有喘息機會，又連連進攻：
“這樣看來，原告尚無定人。既無原告，如何審案？再者，章、鄒等人不過在報上寫了幾篇文篇，並無違反租界規則之舉。你們指控被告，有何證據？另外，剛才你們就要交涉，交涉什麼事，應向法庭公布。如果政府律師既不能指出章、鄒等人犯的什麼罪，有什麼證據，又不能說明交涉之事，則此案應立即注銷，方為公平妥當。”
在被告律師有力的駁詰之下，會審官與清廷代表麵麵相覷，汗流浹背。第二次審訊又隻得匆匆收場。
第二天，《蘇報》案轟傳全國，清政府迫害革命黨人的行徑遭到社會輿論的猛烈抨擊。“舉火”已成“燎天”之勢。
12月3日、4日、5日、第三次連續開庭。
原告律師除重複前兩次陳詞濫調外，又出示刊載有章太炎文章的那期《蘇報》作為其犯案的“物證”。
被告斥：“這種東西算不得什麼證據！”
博易律師不無譏諷的說：“眾所周知，凡是有教化的國家，辦案都得有真實憑據，方可定罪判刑。若無憑據，何來罪名？又豈能判刑？否則，就算不得文明之國！”
一番話說得清廷代表臉上紅一陣，白一陣。
古柏又氣勢洶洶的狡辯道：“他們印這些書報都是大逆不道的！如果不是謀反，那麼為什麼要寫《駁康有為論革命書》這樣的文章？用意何在？”
章太炎慷慨陳詞：
“我在愛國學社教書，經常讀到康有為編寫的東西。一看都是些反革命、祖護滿人的胡言亂語，實屬害人子弟。所以起而作書，據理駁之。”
“既然教書，為什麼攻擊聖上是“小醜”？難道你本知道聖上之諱應該回避嗎？這難道不是大逆不道？”古柏自以為抓住了把柄。
“哈！哈！”章太炎大笑道：“什麼聖上之諱，我不知道！我隻知道在古漢語裏，‘小醜’一詞本作‘類’字講，也可以作‘小孩子’解，根本不含誹謗之意。關於什麼‘避聖上’諱，我遍讀西歐各國法律，並無此語。我隻知道清帝叫載淞，不知所謂‘聖諱’。寫寫名字又有何不可呢？”
清庭代表氣得七竅冒煙，又無計可施。
古柏又轉而責問鄒容：“《革命軍》一書出版後，到處被人出售，又為什麼不出來禁止？”
“我既不是巡捕房巡捕，又不是上海縣縣官，別人要售書，我又有什麼權力去禁止呢？”
就這樣，章太炎、鄒容及其代理律師在公堂上多次據理反駁，把“原告”駁得體無完膚，使清政府從“原告”變成了“被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