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閱讀他的書稿時就能獲得種種真切感受，這與那些在校園蹲資料室，守在書齋中寫出的作品是不一樣的，王蓬先生的作品中充滿了現場感，有各種實物的描寫和細節的體現，還能感受到作者飽滿的情緒與種種聯想，並以此感染讀者，我想這就是王蓬先生作品深受讀者歡迎和成功的重要原因。
這就又引發我的一點聯想，近些年來，到西藏來觀光旅遊、攝影寫作的人不少，也出版了許多關於西藏的行走類作品，浮光掠影，獵奇觀光者居多，很少有從根本上把西藏說透的。當然，要說透也不容易，非下功夫不可。王蓬先生這部作品讓人感到他涉足藏區、藏學、藏族、藏事是從根本上著眼的，至少是朝這個方向在努力的，這就涉及到許多問題，比如青藏高原如何形成，藏族的起源，達賴、班禪兩大活佛靈童轉世，金瓶掣簽的起始由來，清末改土歸流的曆史作用，近代西藏經曆了哪些風險，川邊、滇邊過渡地段藏區獨特的史地文化風俗、土司製度、母係遺風等，幾乎每一個課題，都需一個學者花畢生的精力去研究、去學習。在王蓬先生的這部作品中，對以上問題都有涉獵。王蓬先生深有感觸地說：“西藏是除了月亮之外最神秘的地方，也由於地域、曆史、民族、宗教是當今世界最敏感的地方，這就需要下功夫去了解和認識，更需要足夠的真誠和勇氣去麵對。”他這麼說，也認真地這麼做了，書中提到的問題在我看來也基本講清楚了。
這個“清楚”，是建立在作者對藏學著作的大量研讀上，不僅是各種史書上對唐太宗、鬆讚幹布、文成公主、祿東讚、宗喀巴、曆代達賴與班禪、倉央嘉措、趙爾豐、陳渠珍、吳忠信等曆史人物的記載，他對上個世紀初就深入藏區的一批堪稱我國藏學先驅的學人，比如任乃強、朱繡、馬鶴天、柳陞祺、莊學本、孫明經、牙含章等史學家、教育家、攝影家們的著作都廣泛閱讀，對藏族學者更敦群培、索甲仁波切的著作也十分熟悉，更重要的是王蓬先生在對待這些藏學著作方麵，采用的是我國曆史地理學的開創者和奠基人譚其驤院士的“大中國觀”，那就是：
“我們是如何處理曆史上中國這個問題呢？我們是拿清朝完成統一以後，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前的清朝版圖，具體說，就是從18世紀50年代到19世紀40年代鴉片戰爭以前這個時期的中國版圖作為我們曆史時期的中國範圍。所謂曆史時期的中國，就以此為範圍。不管是幾百年也好，幾千年也好，在這個範圍活動的民族，我們都認為是中國曆史上的民族；在這個範圍之內所建立的政權，我們都認為是中國曆史上的政權。”
譚其驤先生的這一觀點，因為符合曆史事實，簡明扼要，早為我國曆史地理方麵的學者接受，也可以說是研究我國曆史地理、民族問題的指南。閱讀這部作品，我認為王蓬正是用譚其驤先生的“大中國觀”來對待和觀察西藏的曆史問題和民族問題的，是健康和陽光的，也是正確和符合事實的，這對於廣大讀者了解西藏的曆史、民族、宗教無疑是有裨益和幫助的。這也是他遵循“讀萬卷書，行萬裏路”，不懈地努力探索、不懈地努力寫作完成的一部力作。
這部書稿的扉頁上寫著：“以史學的視角看西藏，以文學的筆法寫雪域。”這大概是王蓬努力的方向，我覺得他基本做到了。曆史的基本功用是提供教訓，史學的基本功用是梳理清楚曆史事實，把真相告訴人民。如果再能用簡潔、準確、生動的語言表達出來，感染讀者，那就是文學的作用了。
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藏族是祖國56個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員。王蓬先生這部《從長安到拉薩——唐蕃古道全程探行紀實》，對於維護祖國版圖的完整和統一，對於提高我們民族凝聚力有十分重要的曆史意義和現實意義，其價值是不可估量的，他邀請我寫序言，於情於理都義不容辭。寫下這些話，表達我對王蓬先生這位學者型作家和這部厚重作品出版的最衷心的祝賀！
2011年9月於拉薩
何宗英，著名藏學家，北京市人，1964年中央民族學院藏語言專業畢業，當年進藏至今。先後拜多位藏族老學者為師，繼續深造藏語、藏文、西藏曆史、地理、民俗、民諺、宗教等方麵的知識。曾在農村當過區幹部、小學教師。在拉薩市有線廣播站任翻譯、編輯。1980年，考入西藏自治區社會科學院，做過圖書資料工作，曆任《西藏研究》的編輯、副編審、編輯部副主任，宗教研究所副所長、所長，1996年調西藏自治區檔案館，任研究館員。1998年，調回西藏自治區社會科學院，任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