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這個喜訊絕不能透露出去，經驗豐富的紀倉活佛，一方麵秘密派人回拉薩報告，一方麵要大家封鎖消息，繼續測試其他男孩。他們擔心如果宣布選好了靈童，“青海王”馬步芳就可能以護送靈童為名，派遣軍隊入藏並賴在拉薩不走。因為十三世達賴在世時，藏軍就與馬家軍為爭玉樹多次交鋒，藏軍失敗，退回西藏，多有積怨，豈敢引狼入室。因此，千萬不敢走漏靈童已經找到的風聲，事後證明，這個擔心非並多餘，因為護送靈童，馬步芳真生出一係列風波。再是靈童是否最終被確認為轉世活佛，還有一道至關重要的程序——金瓶掣簽。
轉世流弊
達賴和班禪兩大活佛轉世體係，自明代黃教崛起，經明、清兩代不斷地封賞、推崇、冊立、確認，成為西藏政教合一的首腦，位居要津，權勢日重，帶來巨大的利益，也帶來巨大的誘惑，誰家若是出了班禪或達賴的轉世靈童，這個家庭就可能一夜暴富，一步登天，“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給整個家庭、家族都帶來無限的榮耀和滾滾的財源，並成為西藏世襲的、不可動搖的最顯貴的家族，在西藏被稱為“亞谿”家族，即指給達賴喇嘛的父親無償撥給的大莊園，再加上維持整個莊園運轉的大量土地、郎生（農奴）和牛羊。
1729年，清政府封七世達賴喇嘛的父親為“輔國公”，並賜給莊園和農奴，從此開創了產生“亞谿”家族的先例，以後曆輩達賴轉世後盡皆仿效，形成西藏曆史上存在的“桑珠頗章”、“拉魯”、“彭康”、“朗頓”等達賴貴族世家。
比如，這次尋找到的轉世靈童拉木登珠，原來全家是青海湟中縣祁家川的一戶普通農民，在被認定為十四世達賴喇嘛後，父母兄姐包括伯父都跟著去了西藏，西藏地方政府按照慣例也撥給他們許多莊園、農奴和牛羊，於是拉木登珠全家就是整個西藏權勢正隆的大貴族，與他們早年的生活相比，有天壤之別，豈不是天上掉下餡餅的好事！
正因為這種巨大的利益誘惑，盡管有一係列尋訪靈童的嚴格程序。但誠如今人常說：“你有政策，他有對策”。任何規定都會輸給人類因為貪婪所產生的智慧，他們在尋訪轉世靈童的程序中尋找竅門，比如神諭啟示在尋找靈童中至關重要，乃窮護法神的作用素為藏人看重。但乃窮護法神既然是人扮演的，就有人性的弱點，完全可以用金錢美女把他“擱倒”，讓他在跳神的過程中，裝模做樣，假借神諭，公然暗示轉世靈童就在某個炙手可熱的王公貴族家中。既然有勾結，一切都會假事真做，安排得天衣無縫。按照人們的思維規律，人為製造出許多巧合，把假事做得跟真的一樣，至少當下會蒙蔽許多人的眼睛。比如三世達賴由蒙古王公俺答汗贈“達賴”名號。四世達賴就成了俺答汗的孫子。七世班禪、八世達賴和西藏貴族，均是親戚關係。不僅達賴、班禪，在藏區數百個需要轉世的大大小小活佛中也存在這樣的問題。
但無論如何紙裏包不住火，最終哄不了人。藏族學者土觀洛桑卻吉尼瑪在他所著的《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中對這種現象有深刻的揭露和精采的描述：
“現今多數尋認活佛轉世者，總是努力在前輩活佛去世不久出生的有錢有勢的孩子中尋找，一經找到，就不顧護法神，活佛圓寂時的授法，真偽莫辨，互相串通，即行認定。另外在執行問卜認佛等程序時，有的以重金賄賂活佛的左右侍從和扮護法神者，讓他們按自己的意願說出預言。甚至偽造蓋了印的假文書等，種種弊端如妓女的舞步，花樣翻新，不勝枚舉。”
此種流弊，危及公信，喪失人心，尤其西藏這麼一個普遍信佛的地方，佛都日鬼做假，還有何公信可言！再是，由於活佛轉世，利益巨大，多種流弊也危及到達賴本身，九至十二世達賴壽命都很短暫，分別隻有11歲、22歲、18歲、20歲，成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嚴重影響到西藏社會的正常運轉。活佛轉世已到了非進行改革而不能穩定整個藏區的地步。乾隆五十六年（1791）廓爾喀（今尼泊爾）入侵西藏，給清王朝改革活佛轉世帶來機遇。此事的起因也與西藏上層腐敗緊密相關。
金瓶掣簽
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世班禪赴京參加乾隆皇帝七十大壽慶典，其時正所謂康乾盛世，國強民富，見班禪遠地趕來祝賀，乾隆皇帝龍顏大悅，賞賜六世班禪的金銀珠寶十分豐厚。可惜，天不假人，六世班禪尚沒離開北京，就因患天花圓寂。他獲得的賞賜由其哥哥押送回紮什倫布寺。
按說，這些財富既屬班禪也屬他駐錫的紮什倫布寺，但其中相當部分為其哥哥據為私有，六世班禪的另一位弟弟係噶瑪噶舉紅帽十世活佛確朱嘉措，因屬不同教派分文未得，惱羞成怒，不顧國體，亦不顧兄弟之情，外逃投靠廓爾喀，並挑撥引誘廓爾喀發兵奪取紮什倫布寺財寶。結果，造成廓爾喀縱兵兩次入藏，不僅把紮什倫布寺財富搶劫一空，還對後藏日喀則一帶進行了騷擾劫掠。其時，駐藏大臣保泰聞廓爾喀入侵，畏怯避戰，竟上奏要求把達賴、班禪轉至西寧，使西藏人心散亂。
消息傳出，朝野震驚，其時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占全世界三分之一，是世界上第一流強盛大國，乾隆皇帝更是誌得意滿，以十全老人自居，聽到西藏敗績，蕞爾小國竟敢入侵大清，在老虎嘴上拔毛，十分震怒，一方麵痛斥保泰，將其革職枷號，在藏示眾。另一方麵強調：“祖宗所有疆宇，不敢少虧尺寸！”任命福康安為大將軍，攜名將海蘭察、奎林率17000名精兵於1791年隆冬由西寧出兵，馳抵拉薩。全程5千餘裏，僅50天便抵達，途中因雪崩、路斷無法行軍停頓11天，實際行走僅39天。自古以來行軍未有如此神速，充分反映國家強盛時期，正義之師的高昂士氣。此外，兵馬未動，糧草先行，萬人大軍的糧草彈藥，年過七旬的四川總督孫士毅，新任駐藏大臣和琳，全力以赴，動員上十萬民工，百萬計騾馬馱運。乾隆皇帝親定作戰目標：直抵賊界，掃穴犁庭，將其賊目悉數俘擒！
結果，此次征戰大獲全勝，打得廓爾喀丟盔棄甲，殲滅數千名，俘獲數百名，大軍直抵廓爾喀首都陽布（即今加德滿都）城下，取得空前勝利，直到廓爾喀四次乞降，送還全部財物，具結永不犯境，五年朝貢一次。考慮高原氣候惡劣，大雪即將封山，乾隆皇帝允許其投降，清軍凱旋班師拉薩。
至今，在紮什倫布寺豎有石碑一通，記載的就是這次乾隆朝大將軍福康安率軍嚴懲侵略者，維護領土尊嚴的豐功偉業。針對活佛轉世存在的流弊及西藏事務上的疏漏，清廷要求福康安會同駐藏大臣、達賴、班禪首先嚴懲確朱嘉措的叛國行為，永遠廢除噶瑪噶舉紅帽係活佛轉世係統。同時出於“以政馭教，決不以教妨政”的考慮，製定了管理西藏的《欽定二十九條章程》，第一條便是關於金瓶掣簽製度：
一、關於尋找活佛及呼圖克圖靈童的問題。依照藏人舊例，確認靈童必問卜於四大護法，如此難免發生弊端。大皇帝為求黃教得到興隆，特賜一金瓶，今後遇到辨認靈童時，邀集四大護法將靈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滿、漢、藏三種文字寫於簽牌上，放進瓶內，選派真正有學問之活佛，祈禱七日，然後由各呼圖克圖和駐藏大臣在大昭寺釋迦牟尼像前正式認定。假若找到的靈童僅隻一名，亦須將一個有靈童名字的簽牌和一個沒有名字的簽牌共同放置瓶內，假如抽出沒名字的簽牌，就不能認定已尋得的兒童，而要另外尋找。達賴和班禪額爾德尼像父子一樣，認定他們的靈童時，亦須將他們的名字用滿、漢、藏三種文字寫在簽牌上，同樣進行。這些都是大皇帝為了黃教的興隆和不使護法弄假做弊。這個金瓶常放在宗喀巴像前，需要保護淨潔，並進行供養。
之後，乾隆皇帝特別下令製做了兩個金瓶，一個放在北京的雍和宮，專供蒙古地區大活佛轉世靈童掣簽用。另一個放在拉薩大昭寺，專門供西藏、青海等地掣簽決定大活佛轉世靈童。不難看出，金瓶掣簽的規定必須在駐藏大臣主持下進行，從製度上保證了活佛轉世、尋訪靈童的公開、公正與公平，杜絕流弊。使西藏的政治、宗教、軍事、外交等與國體相關的重大問題完全掌控在清朝中央政府手中。金瓶掣簽製度確立後，西藏共有三代班禪和六代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采用金瓶掣簽加以認定，不僅杜絕流弊，還密切了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的關係。清代學者魏源在《聖武記》中高度評價金瓶掣簽製度“如山如海，高深莫測”，是清王朝強盛時期政治智慧的高度體現。順便說一下，後來真正搞金瓶掣簽時，並沒有在大昭寺的釋迦牟尼像前舉行，而是在布達拉宮的薩鬆朗傑殿裏舉行，那裏有乾隆皇帝的畫像。認定的靈童要給乾隆皇帝的畫像叩頭，表示謝恩。這充分體現了中央王朝對西藏的主權。
事關大局
十三世達賴喇嘛1933年12月圓寂，9世班禪因受達賴及西藏地方政府迫害而漂泊內地，做為全民信仰佛教的西藏頓失主心骨。在此後幾年中，尋訪達賴轉世靈童加以認定並正式坐床就成為西藏地方政府最重要的一項工作。直到1937年底，青海方麵才傳回消息，經過反複測試在湟中縣祁家川發現的拉木登珠極有可能就是轉世靈童，但距金瓶掣簽認定、坐床慶典還有數不清的麻煩，還有長長的路要走。
首先，靈童在青海馬步芳掌控之下，成為馬步芳口中一塊“肥肉”，如何順利護送進藏？再是掣簽坐床認定按規定均需駐藏大臣主持，進入民國，時局動蕩，加之英俄插手，西藏親英勢力抬頭，有擺脫中央傾向，十三世達賴喇嘛晚年雖然內傾，目前主持藏政的熱振亦是一位愛國活佛，但親英勢力不可低估，分裂傾向依然存在，如何順利讓靈童入藏，確認及坐床是關乎改善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的關係，維護國家統一的大事，不僅西藏地方政府及廣大藏族人民關注，也成為擺在國民政府麵前的一件棘手事情。
其時，抗戰進入關鍵時刻，華北、上海、南京、武漢相繼失守，國都內遷重慶，許多軍工企業、事企單位、大學內遷到四川，人口驟增，物資短缺。雲貴高原、川西北及西藏成為抗日後方，西藏地位日益重要，尤其滇緬公路中斷，美國援華飛虎隊開辟“駝峰航線”穿越西藏上空，由印度把援華物資運往雲南、四川。國民政府還修築了成都到雅安，康定至玉樹的公路，並動員川、滇、藏等地采用傳統馬幫馱運大批物資支撐著中國神聖又脆弱的抗戰。麵臨這種情況，十三世達賴喇嘛靈童轉世及坐床正好為國民政府提供了一個改善與西藏地方關係，穩定後方的絕好良機。
事實是，國民政府高層對上述情況有清醒的認識，高度重視，蔣介石親自過問二十餘次，於1938年12月28日最終選定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進藏主持靈童轉世認定及坐床儀式。
吳忠信，安徽合肥人，1905年畢業於南京江南武備學堂，追隨孫中山參加同盟會，參與過武昌起義，孫中山當選非常大總統時親委吳忠信為桂林衛戍司令。之後，吳忠信參加北伐，出任淞滬警察廳長，並曾出國考察，先後擔任安徽省政府主席，貴州省政府主席等要職。有豐富的政治、軍事、經濟方麵的經驗與才幹，在國民政府中屬有資曆也很有聲譽的能員幹吏。吳忠信1936年起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在此之前的委員長皆為國民政府資深大吏且熟悉邊疆要務者。比如閻錫山（山西省政府主席，蓋因山西鄰近內蒙，曆史上即為邊關，閻錫山有與蒙古打交道的經驗），黃慕鬆（廣東省政府主席，曾代表中央政府，赴西藏為致祭十三世達賴的專使，對藏情熟悉），石青陽（早年留日，辛亥革命元老，陸軍中將，在擔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期間，著有《藏事紀要初稿》，1935年病逝上海），蒙藏委員會延續清廷理藩部職能，管理協調蒙古（含外蒙）、西藏及青海、川西北等廣大蒙藏地區的事務，其地位與重要性遠高於省部。
接受入藏主持達賴靈童認定及坐床使命，吳忠信深知此行“在於安定西藏之人心，樹立中央之威信”，責任重大，不敢稍事懈怠。好在吳忠信入藏之前已主持蒙藏工作三年之久，對西藏曆史及現狀有清醒的認識與準確的把握。他抓緊時間，挑選各方老成幹練人員，籌措經費，選擇進藏路線，鑒於當時麵臨各種情況，靈童尚在青海，需說服馬步芳放行並沿青藏線護送入藏。進藏需向各方贈送大量禮品，主要為茶葉、絲綢、瓷器及時尚用品，需派員就近在成都采購，征集馱馬，由川藏線入藏。至於吳忠信中央派員一行則選擇了走海道，即取道緬甸、印度，越大吉嶺進入西藏亞東，去自己國家的西藏為何還要繞道國外，這也為七十年前的國情決定。
當時，無論走青藏、川藏還是滇藏，山川阻隔，食宿無著，一路雇用馬幫，至少也需三四個月，而海道卻可乘飛機至印度，再坐火車至大吉嶺，進入拉薩隻需一月時間。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作為國民政府籌邊大員，吳忠信深知西藏近代諸多問題，均與英印插手有關，時值抗戰，中英為戰時同盟，互有依賴，經過其地，也是打個招呼，探個虛實，免得事到臨頭，節外生枝，應對無策。事後證明吳忠信深謀遠慮，走海道確為明智選擇。
另外還有一例，吳忠信赴藏為中外注目，他專門拜訪中央宣傳部長葉楚傖，請其轉告各媒體事先請勿宣傳，免得引起各國關注，於事無補且惹麻煩；到西藏後則需大力宣傳中央之威德及與藏方的團結友善。從這些準備不難看出吳忠信使藏既周全嚴謹，又胸有成竹，可謂誌在必成謀定而行。
節外生枝
豈料，一旦行動，卻是麻煩不斷，意外頻生。進藏三路人馬，無論護送小達賴的青藏線方麵，負責采購運輸禮品物資的川藏線方麵，還是吳忠信一行走海道的中央大員，幾乎沒有一路順利。
首先，吳忠信一行取道印、緬，其時兩國均為英殖民地需辦護照，又需英國駐印使節簽字，這就給英國人耍威風提供了機會。不止一位藏學家認為：一部西藏近代史，就是英帝國對西藏的覬覦、入侵、幹涉史。早在18世紀，英國處於對外擴張的巔峰時期，先後把印度、緬甸等國收羅旗下，成為其殖民地，便盯上了地理位置重要，能夠溝通四川與長江中下遊地區，且有豐富礦產的西藏，多次派遣傳教士深入藏區，名為傳教，實為測繪調查，做好先期準備。清末，又趁中國甲午戰敗，兩次派兵直接入侵西藏，企圖使西藏獨立或像印度那樣成為英國殖民地。
十三世達賴在世時，英國人便又拉又打，使盡花招。他們深知在政教合一的西藏，隻要拉攏住達賴，事情就成功了一半。所以對十三世達賴的接班人分外關注。早在十三世達賴圓寂，中央政府派黃慕鬆為致祭專使入藏時，英國人就導演了極不光彩的一幕。得知國民政府派專使致祭，他們也選派威廉遜入藏，企圖抵消中央政府對西藏的影響。威廉遜是英國駐錫金的行政長官，是英印政府中主張對中國采取強硬態度的鷹派人物，當時英國對西藏的政策也主要通過駐錫金的行政長官完成。所以，這次威廉遜就成為進藏的最佳人選。他甚至比黃慕鬆還早一步進入西藏，先住在日喀則，收買西藏地方政府下層官員和親英分子，散布謠言，挑撥國民中央政府與西藏關係。在黃慕鬆一行到達拉薩後，威廉遜也帶了多達40餘名隨員來到拉薩，四處活動，拜訪西藏各界要員，進行挑撥和拉攏，又派人刺探黃慕鬆與西藏首腦交談的內幕，設置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