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安石變法之前，也就是公元1043年，範仲淹等人曾經嚐試過一次小規模的變法，史稱“慶曆新政”，酷似一道飯前甜點。
由於這些新政侵犯了貴族、官僚的利益，在實施過程中，遭到了強烈的反對，反對派稱範仲淹等人為“朋黨”。
範仲淹是一個伶俐的人，在還沒有遭到沉重打擊之前，立即辭職，新法立即被廢除幹淨。跟範仲淹一起被貶黜的還有歐陽修、韓琦等人。
請注意以上這些人，因為在後麵他們還有上佳的表演。
公元1059年，王安石向宋仁宗上《言事書》，要求培智人才，改革現行法度。他指出，國家財力困窮，風俗衰敗，在於沒有合乎天意民心的法度，強烈要求改革。
稍後，司馬光、蘇轍、蘇軾等也多次上書，提出“斟酌時宜，損益變通”的主張。
請注意，這個時候，司馬光和蘇東坡都是主張改革的！
可是不久，他們就變了，還有剛才說的歐陽修和韓琦。
可惜當時宋仁宗沒有接受這些提議，可能是被慶曆新政的副作用給嚇怕了。他不是一個改革家。
公元1067年，宋神宗即位。
神宗一心想要依靠王安石來變法立製，富國強兵，改變積貧積弱的現狀。當時，王安石已經成為眾望所歸的救世主人物，士大夫大都以為隻要王安石登台執政，天下立即就能太平無事，強虜很快灰飛煙滅。
這些士大夫當然也包括韓琦、司馬光、蘇軾、歐陽修在內。應該說他們是主流，沒有這些人的支持，王安石不可能這麼快就取得神宗的信任。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當王安石真的開始推行新政的時候，這些人卻都站到了他的對立麵上。
大概是王安石的改革巨斧殺傷力太大了，遠遠超過這些人的預期。
王安石新法一出，朝廷立即分裂為兩派：新黨和舊黨。
新黨以王安石為首，舊黨以司馬光為首。
司馬光這個人比較有意思，他說的話前後矛盾，立場不穩，很有些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的味道。
比如前麵說的，他也曾經主張改革。可是當王安石的改革不合他的心意的時候，他立即把自己先前的主張全盤推翻，一概不認賬了。
司馬光和神宗皇帝有過這樣的一段對話，很是耐人尋味。
神宗問：“漢朝如果一直守著它第一任宰相蕭何指定的法律規章不加更改，你以為可以嗎？”
司馬光回答：“當然可以。豈止漢朝，就算是夏商周王朝所製定的那些法律規章，一直用到今天的話，也都是最完善的。漢王朝的漢武帝改變祖宗的法，盜匪才橫行中國，西漢王朝因此而衰弱，所以，祖宗所製定的法律規章，絕不可有任何改變。”
韓琦的反應比司馬光還要激烈一百倍，他在他的奏章中把遼國和宋帝國最近在邊界上的一些爭執，歸咎於王安石的變法運動,他說：“我們有下列七件事，觸怒了遼國人：第一高麗王國早已脫離中國，成為遼帝國的藩屬。我們卻利用商人，跟它恢複舊有的關係，遼帝國當然認為對他不利。第二，我們用武力奪取吐蕃王國的河湟地區，遼帝國當然認為下個目標一定是它。第三，我們在代州沿邊大量種植榆樹柳樹，目的顯然在阻擋遼帝國騎兵奔馳。第四，我們又在國內實行保甲製度，寓兵於農，教人民戰鬥技能。第五，黃河以北各州縣，積極修築城郭，挖掘護城河。第六，我們又設立兵工廠，製造新式武器，更新武裝部隊的裝備。第七，我們又在黃河以北重要的各州，安置三十七個將領，加強駐屯的國防軍訓練。以上七項，都是刺激遼帝國的措施，使他們反感，我們隻有一個辦法可以使遼帝國相信我們的和平誠意，立即把上述七項措施全部廢除，遼帝國自然心悅誠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