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講經，高昌王親自執香爐，迎接大法師入帳，當著二三百臣民聽眾，跪在地上，請玄奘法師踏著他的背坐到法座上去。
為期一個月的《仁王般若經》講完了。玄奘提出要上路了。高昌王為他準備了西行途中必需的生活用品，從黃金銀錢，到馬匹衣物、侍從等。
那時，高昌國以西的各國屬於突厥管轄，卻與麴氏王朝結好。為了保障玄奘西行的安全，麴文泰一氣修書20餘封，沒封信附大綾一匹，一一拜托前麵諸國，給予方便。走的那天，高昌城裏的僧侶、大臣、百姓傾城而出，夾道相送。
高昌王抱著法師大放悲聲，感天泣地。十裏哭送，一再叮囑，歸途時，再到高昌。兩人揮淚而別。這個真實的故事被玄奘的弟子慧立等人記載進了《大藏恩寺三藏法師傳》。
故事的後來是這樣的：
等到玄奘取經歸來，剛過了帕米爾高原，準備按原路返回高昌，就聞悉情況有變。
原來那高昌王以地理之便，時常阻截西域前往唐王朝進貢的使臣、商旅，而且向周邊國家發動進攻，企圖割據自治，另為天下。唐太宗一怒，遣兵攻克了高昌城。
這位以卵擊石、政治上如此短識的高昌王，在城破之先，便驚懼而死。悔不聽張雄之苦諫，招致此禍。兵臨城下，他的兒子打開城門投降了。
那麴氏族人，被出征主將侯君集體押解至迢迢長安。
怔怔的玄奘，想到多年前，盛情款待他的高昌王一家，景是而人非。何感？也許，當年答應滯留高昌，做那個高昌國師，今日也難兔城破人亡，押解長安？人生福兮，禍兮，由誰主宰？玄奘已是無嗔無怨一代高僧。想必不會為此而動容。
但他還是繞開了高昌城。
沿著絲綢之路的南道，他經於闐而東還。故事，就留在了高昌城。
在這個故事中，麴文泰要比玄奘有色彩。他是個有情誼的人，但這個人何以愚蠢到城破國亡，無葬身之地？真令人不解。玄奘呢，我也曾為他不怕萬死而取真經的精神所動。
後來才知道，他所在的那個時代，佛教在中原不可遏製地發展成一種熱潮、熱浪、時髦、時尚。“西行求法者，或在搜尋經典，或旨在從天竺高僧親灸受學，或欲睹聖跡，作亡身之誓，或遠詣異國，尋求名師來華”等，宛如20世紀80年代那一陣子的出國潮、留學熱。玄奘的歸來之盛況即是證明。
長安城裏圍觀夾道的民眾水泄不通，萬人空巷，爭睹聖人之尊。玄奘，正是以此極盛而結束了30年的西行生活。
然後想必是到處作報告，應付各種媒體，火炒火爆，功德圓滿？
我開始迷惑，他是出於一種稀世的信念？還是隨同時代的泡沫？我把這後來的故事講給了高昌王。他淚眼茫茫，拖長長的王袍，悄悄隱去。
關於曆史，關於宗教，關於生命，一時間都如雲水之無憑。在高昌，這片迦南之野，努力想把握的東西似乎已經碰到了手邊，卻又悄然地溜走了。新的努力，便重新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