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也是一個普通的女人。她愛事業，也愛丈夫，愛孩子，也常為不能給他們更多的愛和得不到他們更多的愛而流淚。
她叫孫淑蘭，黑龍江省革誌監獄的副監獄長，女監大隊的隊長、黨總支書記、教導員。她還有許多榮譽稱號：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全國三八紅旗手，一等功榮立者……
1976年3月，她踏著殘雪，怯生生地走進這個大院，盡管那身新警服給她壯了膽，可心還坪坪地要跳出胸口。在過去的20個歲月裏，她還真不知道有什麼事讓她怕過。從小她和6個哥哥一起長大，是淘得出名的“假小子”,17歲她下鄉到農場，喂過豬，趕過車，幹過許多又苦又累的活兒。19歲就當上知青連長，什麼事她都搶在前麵。籃球場上，她又是打衝鋒的好手，是農場有名氣的球星。她做過當女飛行員的夢，做過當女外交官的夢，可命運之神把她引向這片荒原，讓她走進女子監獄當女管教員。
“報告政府！”
她剛邁進監舍的門坎，一群正廝打成一團的女犯，突然跳將起來，齊刷刷地站在她的麵前。她嚇得後退一步，然後強鎮靜著自己，望著這一張張被扭曲了的女人的臉。沒有血色，沒有光澤，有的閃著驚奇，有的閃著輕蔑，有的閃著仇恨，有的閃著嘲諷……
她頭皮發麻，渾身在冒冷汗，強挺著像背台詞一樣，向女犯們訓了幾句話。她急忙跑回宿舍，進了屋她不禁嘔吐起來，仿佛目睹了人間最醜惡最肮髒的地方。這一夜，她輾轉反側，難以人眠，剛有一點朦朧，又讓惡夢驚醒，一隻隻血淋淋的手向她伸來，耳邊響著那一群女人淫蕩的怪笑。她擦去臉上的冷汗再也不敢睡了，一直坐到天亮。
她迎著晨曦，又走向女監大院，她看到，冬日的太陽那麼碩大，在荒原的盡頭一點點升起來。它透過晨霧，紅得耀眼，好像一團燃燒的火。她的耳邊響起老教導員的話：我們的任務是拯救人的靈魂，是給特殊的病人治病。我們的工作是像教師和醫生一樣神聖。女犯也是人，沒什麼可怕的。她又想起一位英國名人說的一句話：世上許多事情必須做，但你不一定喜歡做，這就是責任的全部意義。
她向那個有高牆的大院走去。
從這一天開始，她把自己的心血都灑在這個大院，把自己的青春都獻給了這個大院。17年過去了，當年她親手栽下的白楊樹已枝葉繁茂高聳雲天了。她自己也記不清，經她手到底有多少女人走出高牆，和她揮淚而別。而她和她出生在這個荒原獄城的兒子和女兒，還留在這鮮為人知的遙遠的地方。
我問起她，17個春秋的感受，她隻說出四個字：無怨無悔。
我在她的辦公桌上發現一個賀卡，淡藍色的，上麵畫著一束紫丁香，還寫著一句話：媽媽，我想你，我祝你幸福！
“是你女兒寫的？”我問。
她微笑著搖了搖頭。
“啊……我不想活了……你們快讓我死！”這撕裂人心的哭喊聲，震動了監舍，也震動了孫淑蘭的心。這披頭散發的女孩叫劉玲玲，17歲，犯罪前是一個品學兼優的高中一年級的學生。她的父親因貪汙敗露，想銷毀證據報複檢舉人。他把烈性炸藥裝在鍾表裏，劉玲玲按照父親的叮囑把這“定時炸彈”交給哥哥，哥哥把它安在通勤車上，結果炸死了3個無辜的人。她的父親和哥哥受到法律的製裁，被判死刑。作為同案犯，她被判了巧年。人監後，她完全失態，整日整夜地哭鬧，與幹警的對立情緒很大，誰也管不了她。
“為什麼哭鬧？”孫淑蘭銳利的目光盯著她失去青春光彩的臉。
“我想我爸我哥，他們死得太冤！”她邊哭邊說。
孫淑蘭坐在她的床頭，對她說：“你想爸爸哥哥可以理解。可你想一想，他們炸死3個無辜的人，給這3個家庭和親人帶來多大的痛苦！難道他們不想自己的親人嗎？政府不依法辦事，人民群眾能答應嗎？你父親哥哥罪有應得。你還年輕，好好改造還有前途。這麼又哭又鬧，隻能罪上加罪！”
第二天，劉玲玲參加了勞動，不再哭鬧了。高中生畢竟比沒文化的女犯要聰明。孫淑蘭發現她幹啥像啥，就安排她當了電工。劉玲玲埋頭幹活兒，很少說話。孫淑蘭知道她在想家，想媽媽和弟弟。她寫信通知她的媽媽來監探望，又馬上找劉玲玲到自己的辦公室談話。可剛說了幾句，來了客人，她讓劉玲玲先回去。劉玲玲氣呼呼地使勁一摔門走了，在外麵還狠狠地踢了一腳門。
孫淑蘭生氣了，要是自己的女兒，她非把她拽回來，打她兩巴掌，可她還是忍住了，壓住了自己心頭的火。
劉玲玲的媽媽來了。孫淑蘭親自去叫劉玲玲，她要躲開，孫淑蘭擋住了她，告訴她：你媽媽來看你了。她眼圈紅了。
母女倆坐在接待室裏，中間隔一張桌子，孫淑蘭坐在接待室裏，中間隔一張桌子，孫淑蘭坐在桌子的頂頭。母女倆淚眼相望，不知說什麼好。孫淑蘭對劉玲玲的媽媽說：“劉玲玲改造得很好，勞動積極，遵守監規……”劉玲玲捂著臉哭了，她的媽媽也哭了。孫淑蘭背過臉，她的眼裏也汪著淚。
第二天，劉玲玲來找孫淑蘭，一進屋就哭了。她說，我對不起你，我錯了……然後遞上了她人監以來的第一份思想彙報。
在以後的5年裏，孫淑蘭找劉玲玲談話上百次。劉玲玲的臉上又恢複了青春的光彩。她成了技術骨幹，當上改造積極分子。她還自學了山西刊授大學的課程，經考試合格，獲得大專文憑。
也許，因為她過於用功，犯了腦神經疼，四天四夜睡不著覺。孫淑蘭馬上把她送到醫院治療，並安排她休息兩個月。
孫淑蘭坐在她的床頭，撫摸她的頭，撩去蓋在她臉上的亂發，輕聲地對她說：“頭還痛嗎？不用著急，病很快就會好的！”
劉玲玲哭了，失聲痛哭，她多麼想坐起來扶在孫淑蘭的肩頭，喊她一聲“媽媽”！
此刻，劉玲玲怎麼也想不到，孫淑蘭的女兒手臂摔成骨折，兒子也摔壞了腳，他們都躺在家裏，等著媽媽的照顧。他們沒有哭喊也沒有眼淚。他們似乎習慣了。他們從小長到大，究竟得到多少母愛？爸爸是司機，常年在外邊跑。而媽媽白天在監獄裏忙，晚上還要去“探監”（到監舍和犯人談話，察看），常常把他們反鎖在家。怕他們出現意外，用寬帶子把他們綁在床上。每當她要走時，孩子在哭：“媽我怕！”她說：“不要怕，媽媽一會兒就回來。”而等她回來時孩子們都睡著了，臉上還掛著淚痕。
現在劉玲玲已經走出高牆。她經多次減刑，已經提前釋放了。她有了一份好工作，找了一個好男人，還生了一個漂亮的女兒。每年過年，她總要給孫淑蘭寄一個賀卡。她還對不懂事的女兒說：“等你長大點，我抱你去看姥姥，你多幸福，有兩個姥姥！”
說到這兒，她總要流淚。
孫淑蘭是用母親對女兒的心，挽救了劉玲玲，她還用母親對母親的心，挽救了許多女人。
她默默地坐著，麵如土灰，目光呆滯，兩手顫抖。她就這樣坐著，盼著早一天走上法場，結束自己毫無價值的生命。
她叫郭玉芳，殺死自己的有外遇的丈夫，被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她有3個孩子。她聽說大孩子已經死了，兩個小的孩子，一個6歲，一個才9個月，下落不明。她再也沒有活下去的勇氣了。她曾自殺過，被孫淑蘭她們救活了。可現在，她連自殺的力氣都沒有了，像一具僵屍一樣坐在那裏，等待法律上的死亡，好早點在天堂中和自己的孩子相見。
孫淑蘭和同誌們商量挽救郭玉芳的辦法。她們知道，像郭玉芳這樣的殺人犯占女犯的百分之四十。她們多是殺死了自己的丈夫，自己被判了刑，婆家恨她們，孩子無人願意管，有的沒了下落，淪落到社會上，可能成為新的犯罪源。孫淑蘭說，女犯也是女人，也是母親，孩子連著她們的心。要想讓她們安心改造，必須幫助她們找到孩子。
“監獄內的事就夠我們操心的了，我們有必要管監獄外的事嗎？”有人說。
“我看有必要，很有必要！”孫淑蘭態度很堅決。
監獄黨支部派出最有經驗的老幹警王玉芳和王清平兩位大姐，擔負起為在押犯人找孩子的任務。如火的7月，她們揮汗如雨，奔跑在黑龍江省的一個個市鎮和鄉村。為了節省經費，她們住在簡陋的小客棧，在街頭小攤上吃麵條。一個多月的星夜兼程，跑遍了13個市縣，為16名女犯，找到了39個孩子，並和當地政府聯係，為這些孩子解決了戶口和口糧等問題，還說服了他們的親屬，擔負起撫養孩子的義務。這其中當然也有郭玉芳的兩個孩子。孫淑蘭給撫養郭玉芳孩子的親屬去了信，讓他們帶著孩子來看一看郭玉芳。
接待室裏灑滿晨輝，兩個穿著整潔，長高長胖的孩子，望著一身灰衣滿臉病容的郭玉芳，不敢吱聲。
“我是你媽呀！”郭玉芳哭喊著把兩個孩子抱在自己懷裏。孩子哭了，“媽！媽！媽！”他們把媽媽緊緊抱住。
孫淑蘭退出門外，她擦著眼角的淚，笑了。她看見，門前已化去殘雪的土地上又拱出淡色的新芽，不知不覺中又迎來一個春天。
從此，郭玉芳像換了一個人，她積極參加‘勞動，還上了掃盲學習班，學會了看報，還能給，自己的孩子寫信了。由於她的積極表現，她從死緩減刑為有期徒刑13年。
和郭玉芳一樣，那些找到自己孩子的女犯都變了樣。她們要好好活下去，早日走出高牆，和自己的孩子團聚，把她們都培養成好人。
副大隊長也是個漂亮女人。她說，我們是孩子的罪人。我們的頭發都白了，又染黑了。春節，我們發狂地歌舞。
星期天，大院裏很靜。我和孫淑蘭在辦公室裏談話。突然，臨屋傳來孩子的哭聲。孫淑蘭眉頭一皺，“這趙濱又打孩子了！”
我和孫淑蘭一起來到趙濱的辦公室。她和她的小兒子都是滿眼的淚水。那孩子十二三歲，一副頑皮的樣子，手上畫著小人兒，衣服上留下摸爬滾打的痕跡。他期中考試沒考好，利用星期天，媽媽給他補習功課。看他不用心的樣子，媽媽又動了手。
孫淑蘭把孩子領走了，我和趙濱談了起來。趙濱是在哈爾濱喝鬆花江水長大的，麵容白哲，眉目清秀，文文靜靜的。她是副大隊長，是大院裏的二把手，主要負責組織犯人生產勞動。她比孫淑蘭資格還老，在高牆裏工作了整20年，她來時19歲。
我們談了許多，她眼裏始終含著淚。
“我們這些人，對自己的孩子都是罪人。我們可以關心犯人的孩子，卻沒有時間照顧自己的孩子。我們女管教，多數都30多歲，孩子都小，丈夫多數是男監的管教。我們這地方都是幹這一行的，也找不到別的男人。白天辛辛苦苦忙忙碌碌的一天，處理犯人之間生產和學習中的繁瑣事務。我們還要以身作則地領著犯人幹活，女犯才能對你心服口服，8小時，我們真是忙翻了蹄子。下了班回到家匆匆忙忙地吃了飯，然後要回到女監探監，掌握犯人的學習、休息情況，遇到犯人有病、打架等問題，處理完了都快半夜了，才能回家。按規定，我們每月探監的時間不能少於25天。我們一年到頭，基本都在高牆大院裏度過的。大年三十，我也到監舍裏，和犯人一起聯歡，一起包餃子。這個時候，犯人容易想家，哭，有一個哭的全屋都哭，我們更不能離開。犯人從初一到十五都能吃著餃子，我們各家隻能吃一頓，沒時間包。”
“結婚頭幾年，愛人沒調來，我自己帶著孩子，真沒少掉眼淚。晚上我一探監，就把孩子托付給鄰居，時間長了，不好總麻煩人家，就把孩子綁在床上。我一走，孩子就哭，我含著眼淚不敢回頭，騎著車子，走一路哭一路，後來愛人調來了，他們也要探監，幾個男人一商量成立個‘聯合保姆組’，大家輪流，一個男人要看五六個孩子，哇哇地哭起來，可夠熱鬧的了。”
“孩子小還好說，大了上了學，就麻煩了，我們沒有時間檢查他們的作業，輔導他們學習，結果孩子成績總上不去。你打聽一下，我們這幫女管教，特別是當頭的，孩子的學習都不好。我這個兒子也挺聰明，可約束不住自己，考試成績是老太太過年，一年不如一年。學習上不去，考不上大中專，就永遠走不出這片荒原，比那些罪犯還慘。一想起孩子，我心裏就難受。我這輩子就交待到這兒了，可孩子怎麼辦，也交待到這？真不甘心！可有什麼辦法！我們真是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了！”
“你不知道，我們這些女管教，幾乎家家鬧過危機。哪個男人希望自己的老婆整天陪著犯人？誰回家不想吃口熱飯，誰不希望晚上全家坐在電視前嘮磕，可是我們不能。於是就要吵’架，男人罵我們沒人味。矛盾一尖銳，還要發生武鬥，有時被打得鼻青臉腫的，還戴上墨鏡上班……”
“你不知道，我們活得有多苦多累。這活兒，不是女人幹的。每天心都懸著，總怕出點什麼事兒。回家覺都睡不好，總做惡夢，一來電話，一有人敲門，立刻跳起來穿衣服。有一個女幹警，自天從犯人的一封家信中得知，她家裏出了事，馬上找她談話安慰她。回到家睡到半夜猛然想起，她與犯人談話時她表情不對，可她下班時忘了向值班的幹警做交代。這時已經半夜兩點了，她又騎著車子跑到監舍，看那女犯睡得還安穩，才長出了一口氣。她又向幹警做了一些交代，才回家。”
“在我們這兒，犯人比我們吃得飽睡得好，哪個犯人不比來時胖了？有的人把老病都治好了。可我們誰不是一身病？什麼胃病，心髒病，神經衰弱，幾乎誰都有，病最多的是孫獄長。有天上班的路上，一陣頭暈目眩，她摔倒在地上，胳膊摔傷了。她到醫院包紮一下，又來上班。晚上回家胳膊腫得像碗口那麼粗，愛人非讓她去醫院拍片，結果發現是骨折。第二天她打著封閉，又來上班。我們這些人老得也快死得也快，30多歲頭發都白了。我的頭發是染的，孫獄長，還有魏雪穎副教導員，頭發都是染黑的。”
“有時，在電視上看到城裏的一些女人穿得花枝招展的，我們不服氣，我們也是女人，長得不比她們醜，興她們美，不興我們美！孫獄長說，咱們也穿漂亮點兒！她鼓勵我們買了金項鏈，還有耳環和戒指，每人都做了幾件時髦的衣服，下了班，過年過節，我們都穿上，還化了妝。可我們這個小地方給誰看，隻是安慰自己，你們叫平衡心態吧？有時一想，心裏特淒涼……”
趙濱說得對呀，這是一個不適合花朵開放的荒漠，這是一個不該有女人的城市。這裏沒有美發廳，沒有歌舞廳，沒有百花盛開的公園。如果說，對那些有害於社會的女人來說，這樣的環境，更便於她們改造的話，那麼，對於一些優秀女人們，卻要在這裏犧牲自己最美好的年華，似乎有些太殘酷了。然而，她們隻能這樣做，為了整個社會的安寧，為了許多母親和孩子的幸福，她們不得不做出犧牲，因為她們從事的職業，就這樣要求她們。所以，她們在這裏頑強地生活著，悟盡職守，她們像冰山上的雪蓮，她們像沙漠仙人掌上開出的小花，更顯出奇豔。
孫淑蘭讓我看一盤她們女監幹警和家屬今年春節聯歡會的錄像帶―
她們和自己的丈夫、孩子，穿得是那麼華麗，笑得是那麼開心，唱得是那麼動情，舞得是那麼狂放……
看著，看著，我的眼睛禁不住濕潤了。
中國第一批拿著勞改專業大專文憑的女管教。專治頑固犯和危險犯的高手。她讓要殺她的女犯交出刀子。她說這是她終生熱愛的職業。
和苗條的孫淑蘭，嫵媚的趙濱不同，副教導員魏雪穎長得粗壯結實，一頭齊耳短發，一臉職業的嚴肅。她是這個大院的第三號人物，主管女監的管教工作。
和別人不同，她真心熱愛這項工作。也許因為她從小跟著當管教的父母轉過了5個監獄，對這高牆深院她一點也不感到秘密和可怕。也許因為她在高牆外的土地上長大，對父母身上有那身橄欖綠感到十分親切。她在監獄的子弟學校從小學讀到中學，畢業後在內蒙古大草原上當了5年知青，1979年又女繼父業地幹上這一行。而她真正下決心，要把改造罪犯當作終生職業，是在1986年，她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中國司法警察學院。兩年後，她提著滿滿
一提包的書和大專文憑．又回到了這個荒原的獄城，她是中國第一批拿勞改勞教專業文憑的女管教。
3年後，魏雪穎被司法部命名為全國勞改戰線的教育能手。因為她創造了一套理淪與實踐相結合的教育頑[&1犯和危險犯的辦法，這大院裏，她的故事多。
流氓犯馬亞萍，像一匹難以馴服的烈馬，在社會上打架鬥毆，稱霸鄉裏，看別人打架搶不上手，心裏特難受。人獄後野性不改，稍不順心，對別的犯人出口就罵，抬手就打。她要恨上誰，就把誰叫到一個背靜地方進行“決鬥”，雙方對打，不打出血．不停手。女犯今天報告：“馬亞萍，叫開一個（頭打破）！”明天女犯又報告：“馬亞萍又叫開一個！”為了維持女監的正常秩序，不得不給她關禁閉。一年關了6次，她還是無悔改之意。
魏雪穎“承包”了對這名頑固犯的教育一〔作。她把該犯所在中隊的幹部請來共同研究她人獄後的思想狀況。經過剖析，大家認為，她以為自己年輕，刑期長，等出獄後，已經人老珠黃，沒有什麼盼頭了，於是就破罐子破摔了。
“一個人跌倒了，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沒有勇氣站起來。隻要認罪服法，長刑可以變短，前途仍然是光明的。”
魏雪穎找來馬亞萍，誠懇地對她說。她冷若冰霜，任你怎麼說，她就是一言不發。
第二天，魏雪穎又找她談，給她講了許多犯人痛改前非，好好改造，提前釋放，到社會上幹出成績，受到尊重的事例。她還是一言不發。
第三天，第四天……在兩個多月的時間裏，魏雪穎找她談了60多次。她終於說話了：“魏教導員，我還有希望嗎？不知道為什麼，我總約束不住自己！”魏雪穎對她說，隻要有決心，你能改好。這以後，她變得規矩多了。
沒過幾天，因為一件小事，馬亞萍又和別人動手了。這次她吃了虧，臉上掛了彩，她白淨的臉上被人撓出一條條的血印。這回她又急了，非要殺了人家。沒等她行動，魏雪穎又把她找到辦公室。
“你是女人，愛美，別的人也是女人．也愛美，你被撓傷了臉難受，你把人家打壞了，人家難受不難受？再說，哪有你總占便宜別人總吃虧的事？你毛病不改，吃虧的事還在後邊呢！”
她動心了，她知道魏教導員說的在理，她低下了頭，不再想去報複別人了。後來，她知道魏教導員為處理她打架的事，沒有到醫院去照顧病重正搶救的父親……她對魏雪穎說：“我對不起你……”她第一次流下悔恨的眼淚。
從此，馬亞萍真的變了，她把那股潑辣勁用到勞動上，幹得很出色。她也變得寬容了，別人說什麼，她也不再動手了。1990年5月，她提前走出高牆。那天她抱著魏雪穎和為她送行的管教們大哭一場。後來，她來過信，說她在黑河幹起收購廢品的活，她要永遠記住她們對她的教誨。
被魏雪穎“承包”的還有一個叫夏玉君的女犯，她是“二進宮”,17歲時，因為盜竊被送到革誌女監服刑，9年之後出獄回到齊齊哈爾結了婚。她本想過安穩日子．可丈夫根本不把她當人看，張口罵，動手打，在她懷第四個孩子時，又對她大打出手。她實在無法忍受，在小女兒剛剛出滿月，她就抱著孩子逃到北京，在身無分文的時候，她老毛病又犯了，偷盜時被抓獲，結果被判8年，又來到老地方革誌女監。
夏玉君說，女人命苦，一步錯，就步步錯，如果嫁錯了人，一輩子也不得好。我就毀在男人手裏了，所以我恨男人。
也許是上帝的懲罰，在她人獄後，她的丈夫欲強奸鄰居婦女，被害人的兒子正當防衛時把他刺死。這時，她的家中隻剩下86歲的婆婆和4個孩子，最大的還不滿9歲。老太太千裏迢迢趕到革誌監獄，要把孩子扔在這兒。她痛不欲生，特別是她聽說，過去她千辛萬苦做小買賣掙下的6萬元，已不知下落了，她的情緒更加波動。她非說，是鄰居圖財害命，殺死了她的丈夫不可。她聲言要越獄，回家把鄰居一家都殺了。
魏雪穎先讓人把老太太和孩子都送回去，然後又把那個受害的鄰居婦女找到監獄，並安排她和夏玉君見麵。受害人述說了自己被害的經過，還拿出她丈夫罪證的照片和街道群眾集體控告她丈夫罪證的信件，她信服了，她說，她丈夫的死是罪有應得，是老天報應。魏雪穎又3次派兩名幹警專程到齊齊哈爾尋找夏玉君的6萬元存款的下落。
當時夏玉君瞞著丈夫和家裏人，把這筆血汗錢，存在齊齊哈爾好幾個偏僻的儲蓄所裏，具體地點和存多少，她自己也說不清。這兩個幹警如大海裏撈針，走遍大街小巷，挨個儲蓄所尋找，在數以萬計的存單中，終於找到了她存下的6萬元。然後，又幫助夏玉君把這筆錢存在革誌的銀行裏，逐月寄給她在齊齊哈爾的婆母和4個孩子。
夏玉君流下了感激的淚水，她說魏教導員救了她們一家人。
魏雪穎以她高度的責任感和明察秋毫的機敏，拯救一個個願意改過的犯人，也毫不留情地打擊破壞和幹擾改造的犯人。監獄畢竟是充滿邪惡和陰謀的地方。她的犀利的目光，像雷達一樣在每個人、每件事上掃描。
一個叫傅麗娟的女犯人，勞動改造中表現很好，經常受到幹部的表揚。有一次質量檢查中，發現她加工的6件短袖襯衣混到長袖襯衣的包裝箱裏。這是一個責任事故，被她所在的中隊扣了有效獎分，並撤消了她的減刑券。她不服，多次找中隊幹部談話，否認自己裝錯了衣服，要求重新調查。可是由於犯人中的領工員和同她一起幹活的4個犯人作證，這件事一時難以否定。從此傅麗娟神情恍惚，經常暗自流淚。大風雪天，她跑到監舍外，整夜地走，邊走邊流淚，手和臉都凍起了泡。
望著雪地上她留下的踉蹌的足跡，魏雪穎在想，傅麗娟為什麼這麼反常？她隻有兒個月就刑滿釋放，隻撤銷兒個月的減刑，她至於這麼反常和自虐自殘嗎！莫非中隊對她的處理不公讓她含冤不平？
經過一番明查暗訪她了解到，在開減刑大會那天，聽到減刑名單裏沒有傅麗娟，那4個犯人回來後，湊到一起，又吃又喝，其中一個人說：“到底把她整下來了，看她再積極！’‘
魏雪穎馬上找那4個犯人淡話，她冷峻的目光讓這幾個女人膽戰心驚，但她們還是百般狡賴，死不承認。魏雪穎下令把其中最惡劣的一個關禁閉。在許多證據麵前，這4個犯人隻得交代了領工員因忌妒傅麗娟，設計了“調包計”而加害她的過程。魏雪穎抓住這件事，狠狠打擊獄中的邪惡勢力，嚴肅處理了那個領工員和做假證的4個犯人，並公開向傅麗娟賠禮道歉。
傅麗娟泣不成聲，她說，魏教導員救了我一條命。原來．我真不想活了！
魏雪穎和她的同事們從事的職業，充滿了險惡。為了安定社會，她們要限製罪犯的一定自由，同時也奉獻了自己的自由，甚至還有犧牲自己生命的危險。
1989年3月21日，對革誌監獄來說是個黑色的日子。革誌男監由於電網失修，圍牆不夠高度和缺少警報係統，有兩個男犯逃了。他們在荒原上跑了兩天，迷失了方向，又轉回革誌。這一夭晚上，他們潛人男監老教導員邵瑞家，先殺死了他的老伴和外孫，又一個個地殺掉到監舍探監回來的邵教導員和當幹警的大女兒、大兒子、小女兒，六個人都倒在血泊中。
這個鮮血淋漓的黑夜，使革誌監獄籠罩在一片恐怖之中。然而，第二天，無論男監還是女監的幹警都按時出現在自己的崗位上。晚上，他們還照常去探監，盡管那仍是一個月黑風高之夜。
魏雪穎的血管裏流淌著老一代幹警的血，她相信自己職業的正義性，她總是高昂著頭，藐視一切邪惡的力量。
有一個女犯，是一個是非、廉恥觀極差的人。她經常違反監規，魏雪穎嚴厲地批評她，每次她都痛哭流涕。她回去後．別的女犯問她：“政府”找她什麼事，她馬上破涕為笑，“我表現好，幹部又表揚我了。”她在勞動時偷了一把刀子，揚言要殺死魏雪穎。
她把那個女犯找來對她說：
“我既然選擇了這個職業，就旱做好了獻身的準備。聽說你準備了一把刀子，要殺了我。我想你還沒有那麼大的本事。即使你殺了我，我也是人民的烈士，你是什麼，你會成為萬人唾棄的罪人。我不希望你因一念之差而加重你的罪行！”
這幾句聲調不高的話，好像有雷霆萬鈞之力，那個犯人低下了頭，她交出刀子，放棄了危險的念頭。後來，她在勞動中手臂骨折，孫淑蘭獄長派車送她到外地的醫院治療，中隊指導員吳素雲從自己家拿來麵條，為她做病號飯，拿來急需的藥為她治病。她明白了，這些穿橄欖綠警服的女人，真心地希望她好。和她們相比，自己真是無地自容！
我采訪魏雪穎同誌是在招待所，那天她穿一件深藍色的繡花毛衣，經過修飾的臉上掛著笑意，沒有一點威嚴之氣。我問她怎麼不抽煙。她說，我會抽但沒有癮。整天和這些人打交道，很費心思，有時也抽一根。聽說你們作家，一沒思路，二沒詞了，就抽煙。我笑了。
她告訴我，她的女兒很漂亮很可愛，13歲了，一年級考第一，二年級考第四，三年級考第十六。她爸爸也是幹警，我們都忙自己的事，對孩子幫助太少，我們心裏都挺內疚。
她還告訴我，她正複習功課，要報考中國司法警官學院本科。
我說你考上了，畢業還能回來嗎！
她說，我的根紮在這兒，能不回來嗎？
我在想，這人跡罕見的荒原為什麼吸引著魏雪穎和這麼多優秀的女人？因為她們鍾情於這崇高的事業，這事業簡直是她們的宗教，她們是甘於獻身這事業的“苦行僧”。
“王紅不得好死！”她的名字讓犯人刻在牆上，她說：她最高興的時候，是為犯人開減刑大會，送犯人走出高牆。
王紅厲害，在這個大院很出名，犯人都怕她。沒想到，她長得很秀氣，很文弱，自色的夾克衫，淺綠色的襯衣，披肩長發，乳自色的高跟鞋。這一切都透出一股青春氣息。她眼睛很亮，談話時，總是注視著你。
別看她長得年輕，也是20年的老幹警了，現在是三中隊的指導員。她本來是學醫的，還幹過幾年助產士。她笑著說，過去我是迎接新生命，現在是重塑新生命。總之，我是從事“新生事業”的。
我問，為什麼犯人總是怕你，有人還恨你。她說，因為我對她們要求很嚴格。這裏畢竟是監獄，不是學校，就是學校也有校規。這裏集中了全省女人中最惡劣的一夥人，她們曾嚴重地危害社會。在這裏，我們通過法律的威嚴對她們進行強製性的改造，讓她們約束自己的行為，認識過去的罪過，學會重新做人。如果監獄像社會一樣鬆散自由，那不利於她們的改造。另外，這些女犯人中的許多人沒有廉恥心，每天都能給你“演出許多節目”，你要管不住她們，什麼壞事都能幹出來。這種管不是打罵，不是損傷她們的人格，而是獎罰分明．強製性地引導。
“其實，嚴也是一種更深刻的愛。”工紅也有她自己的見解。她說，在這些犯人明白事理之後，轉變之後，她們會理解你，感謝你。一些犯人雖然罵我恨我，背後也說，王指導員處事公道，對誰都一樣，沒有偏向，雖然批評我們，從不刁難我們。一些人出獄後，還給我寫信，還總想著我。
她講了這樣兩件事。
去年我出差到哈爾濱，在動力區上了公共汽車．忽然下麵有人喊我：王幹事！我往車下一看，是我們中隊過去的一個犯人．當時我常批評她，後來改造得挺好。前兒年提前釋放回家。這時車都起動了，她跟在後麵跑，跑了很遠，司機以為有什麼急事，停下車．讓她上車。見了我就抱住我．像親姐妹一樣。你知道，進監獄．總不是光彩的事兒，一般見了同監的人總躲著．不願意再提起這些往事，她拉著我，不顧車上那麼多的人，講我過去對她的幫助，告訴我她又結婚了，日子過得挺好，還非要我下車到她家做客不可。我因為還有別的事，謝絕了。車又往前走了好幾站，我說你回去吧，有機會我一定看你去！她這才含著眼淚，和我告別。車開出很遠了，她還站在那招手。我的眼睛也熱了……
還有一回，省電視台播了我們女監的事兒。我收到雙鴨山的一封來信，也是以前我幫教過的一個女犯人。她說，我在電視裏看到你，心情激動得一宿沒睡著覺，我想起了你關心我們的很多事兒，謝謝你當時對我的教育。看到你還那麼年輕，還是那麼有勁頭，我心裏真高興……看了這封信我也很高興。還有人想著我們，也就心滿意足了。
我們這些當管教的，最高興的是犯人有了進步，能提前走出高牆。一年兩次的減刑大會，是我們革誌這地方最隆重的節日。每當這時候，全體犯人和管教都坐在大禮堂，當宣布減刑人員名單時，最激動人心。被減刑的人聽到自己的名字，當場哭起來，我也跟著落淚。然後就給她們開歡送會．把她們送出高牆，交給來接她們的親人。這時大家都哭了。別人說，女人就是愛掉眼淚。我說，這時掉的眼淚最值錢！
看來，王紅是個很重感情的人，她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鋪在自己熱愛的事業上了。她的愛人是當年的上海下鄉的知識青年，在男監當管教，他們有機會一起調回上海，可是他們放棄了。不知為什麼他們還真舍不得離開這片荒原了，畢竟，他們最寶貴的時光是在這裏度過的。
他們的小家就安在革誌，和其他管教一樣過著簡樸的生活，家裏的事兒，他們一點也不上心。一次，鄰居給王紅掛電話，說她家有點事兒，讓她快點回來一趟。這是她家失火了，7歲的兒子自己在家做飯，汽爐火把廚房點著了，嚇得跑到鄰居家。鄰居怕她著急才沒敢跟她實說。王紅說，我正上班呢，有什麼事下班再說吧。說完她就撂下了電話。鄰居隻好第二次給她掛電話，第一句話就說：“你家失火了！”她跑回去一看，廚房已燒得不成樣子了，若不是鄰居幫助救火，不定燒成什麼樣子。她簡單收拾一下，又跑回來上班了。
她的心思都在這個大院裏。
我突發奇想，也許若幹年後，我們不再需要監獄，或者不再需要這麼多的監獄。我們應該在革誌這地方建一個公園，在園中修一個碑，在這個碑上要刻上王紅和許多在這裏度過不平凡的歲月的女人們的名字。人們將像崇敬聖母一樣懷念她們。
最年輕的管教說，最重要的是教，而不是管，要重鑄犯人的靈魂。最年輕的女犯，會寫詩，她說渴望走出高牆，又害怕走出高牆。
我請孫淑蘭找一位最年輕的管教談一談，我想了解新一代人的心態。
她輕盈地走來了，戴著一副小眼鏡，頭上卡著藍色的發卡，打扮得像一個中學生。她叫史紅，是大隊專管對犯人文化教育的幹警。
她很年輕，卻是革誌的老居民。1967年在齊齊哈爾出生，3歲時隨她當管教的父母轉到這裏。她也是在高牆外的綠草地上長大的，1985年她考上泰來的警察學校，畢業後，她本來還有別的選擇，可是她還是回到了她度過美好童年的地方，盡管這裏沒有令人迷戀的山水。
我請她談談對自己所從事職業的認識。
“社會分化的複雜性和人們擇業的單一性，總是存在矛盾。為了維護社會的平衡和穩定，所有的職業都要有人幹，不管你熱愛不熱愛。當勞改管教，不是我所理想的工作，可我還是幹了，因為社會需要。責任的驅使可能比利益的吸引更長遠。”小姑娘說得富有理性，我聽得出，她是很認真的。
“其實管教的工作含義很豐富。過去我們重視管，而不重視教，其實教更重要。教是重鑄犯人的靈魂，教不僅要教法律、教道德，重要的是教文化知識。這些女犯絕大多數是文盲和半文盲，無知使她們變得狹隘，愚昧使她們變得軟弱，在矛盾激化時又走向反麵，變成病態的瘋狂。文化和知識將成為幫助她們戰勝體內病毒的白血球。”
史紅這全新的認識代表了新一代有知識的年輕管教幹部的新追求。
她告訴我，女監對犯人的教育分三個方麵，一是政治思想教育，全體犯人都參加，主要是前途人生觀的教育、法製教育、道德教育。二是文化教育，分大專班、高中班、初中班和掃盲班。除年紀太大的外，百分之九十五的犯人都參加了。三是技術教育，主要是讓犯人在勞動中學會一種勞動技能，將來到社會上可以自食其力。根據女犯特點．主要學裁剪和縫紉，主要在勞動實踐中學習。
“學習效果相當不錯了！”史紅如數家珍地告訴我，有30多人在獄中的刊授大學獲得大專文憑。所有出獄的年輕女犯都掃了盲。有一個叫孟繁英的女犯，人監時自己的名字都不認識，出獄時，都能自己寫詩了。凡是在獄中認真學習技術的，出去後都成了服裝剪裁和製作的能手。一個叫林兆萌的犯人，出獄後自己辦了一個服裝店．因式樣新，手工好，成了當地的名店。
我對史紅說，我看了各個監舍的板報，有的詩寫得相當不錯。她說，我們革誌女監的詩經常上報紙。
她遞給我一份今年3月8日的《黑龍江勞改報》，在副刊上登了兩篇散文詩，都是這裏的女犯寫的。那篇題為《三月的心事》竟吸引了我―
“三月的柳絲綠了，飄飄拂拂蕩起夢的漣漪；三月的青山秀了，綠霧蒙蒙溢出鳥的調啾；三月的那片溫柔的桃林喲，等了三秋盼了三夏熬了三冬，終於在不經意的多情的清晨，迎來了我沉甸甸的卻清新的歸期。”
作者的真情和文采深深地打動了也算個作家的我，我急於要知道作者是誰，她為什麼也陷於圖圈？
史紅告訴我，她叫胡小瑋，是女監裏最年輕的犯人，隻有20歲，她的父母是教授、工程師，弟弟是名牌大學的學生，她的祖父還是位知名人士。她在一所重點中學讀書時是學生幹部，在電大讀書也是優等生。她因盜竊被判了5年刑。史紅說，她偷不是因為窮，她家庭條件非常好，她偷的東西和錢一樣也沒用沒花，主要是報複，是一種占有欲。她說，她看到了某種東西就想自己拿來，若不拿來很可惜，就像自己失去一次機會。
我要見一見這位被扭曲靈魂的女孩。史紅把她叫來了。
“報告！”她直挺挺地站在我的麵前，一身灰衣服掩蓋了她修長的身材，水汪汪的大眼睛裏閃著驚恐和憂鬱，她確實曾是一個很不錯的女孩。
我讓她坐在我而前的椅子上，遞給她一支招待我的冰激淩。她接過來，眼裏漾起淚霧。
她告訴我：我第一次下手，是偷一個男同學的電子計算器，那本來是我的，可他拿去了再也不還我，我拿回來，扔在廁所裏，心裏特痛快。後來，又幹了3次。一次是偷一起當導遊的一個女孩的相機、錄音機。她看我外語好，怕我畢業後分配到這裏，擠了她，背後總攻擊我，我把她裝相機和錄音機的提包，掛在外麵的自行車棚裏，掛了一天沒人動，我拿回家扔在一個沒人知道的角落裏，我感到很解恨了。還有一次，是我在一個個體戶家當家庭教師，兩個孩子很喜歡我，這個體戶是個下鄉青年，和我很談得來，他老婆是他下鄉時認識的當地農村姑娘。她罵我勾引她男人，我生氣了，把她的手飾拿回家，裏麵有金項鏈和耳環。最後一次，是偷和我男朋友同宿舍的一個大學生，他本來是我們的好朋友，可為了自己能畢業分配留到學校，欺騙和排擠了我男朋友，我為了教訓他，要偷他的畢業證和身份證，可偷回家的皮夾子裏有4000元的存折，我害怕了．在派出所門前徘徊了好幾個小時，還是進去自首了，並交代了以前的這幾件事。把我偷的東西都交出來，大概合計8000多元。我被判了5年，當時許多人同情我。情容情，法不容情。
她說得很平靜，隻有幾聲輕輕的長歎。
她又說，當時我覺得社會上所有人都和我過不去，都要加害於我，我要報複他們，他們不讓我快樂，我也不讓他們快樂。我還覺得社會上的人．都在占別人的便宜，你不占，是因為你的軟弱和無能，我認為自己是強者，占了別人的便宜感到一種滿足。
她侃侃而談，不隱瞞自己的思想。
我不能否認，胡小瑋的話中沒有替自己解脫的成分，她的思想的轉變人生觀的轉變還需要過程。但她的話，還是令我們深思。要想減少犯罪．社會環境的淨化和人際關係的改善是相當重要的。這些問題的解決，僅靠大牆裏穿橄欖綠的女人是不行的。
胡小瑋對我說：“我已在獄中度過快一半的刑期了，我已經三次看到春去秋來花開花落，我已經三次看著大雁南去從我頭上掠過。我企盼著自由，我企盼早日走出高牆，又怕走出高牆。在這個大院裏，我的人格受到尊重，我的才能得到發揮，所有的管教人員都關心我，愛護我，魏教導員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對待我，一有時間就找我談話，開導我，讓我認識自己過去的錯誤，教我學會約束自己的辦法。她們還讓我當宣傳員，給史紅當助手，出板報，寫總結，寫通訊報道，我每天過得很充實。心情好的時候，我還寫了許多詩。但我怕走出高牆，我怕高牆外的人不能接納我，我怕看到別人的自眼，我怕人指著我的背後說我是小偷，我怕沒有哪個單位能安排我的工作……爸爸媽媽已經在學院的大院裏抬不起頭來了，我不能再讓他們難堪了。我希望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把我忘記。現在，也隻有爸爸媽媽還能信任我、歡迎我了。連我的男朋友……”
說著，她流淚了，眼淚順著她的臉頰流下來，滴落在她灰色的囚衣襟上。她說男朋友前些日子給她寄來一封信，沒寫什麼，隻抄了“心靈之約”那首歌的歌詞，她明自了他的心―
“想起最傷心的是／你把我當成朋友／當成戀人／卻有這麼多的事／盼了這麼久／和你相處的這麼多的H子／體會的都是酸甜苦辣悲歡離合／以後可能還會有人／給我講故事聽／但我願意過平淡的日子……”
我對胡小瑋說，過去的已經過去，抬起頭來，走自己的路，不管別人怎麼說，首先要讓自己心靈安寧。你看，這世界大得很，誰都會找到自己的歸宿。
我告訴胡小瑋，你要好好學習，好好寫作，我希望有那麼一天，你也許會成為我所在的作家協會的一員。她嗚咽了，使勁地對我點頭，點頭……
我還想對讀者朋友說，人生的路很長，很曲折，誰也不能保證，永遠不走錯一步。對別人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寬容，就是對自己多一份理解和寬容，人嗬．多麼需要相互理解相互寬容！對那些迷途的羔羊，對那些棄舊圖新者，還是多一份愛心，多一份善心吧，像大牆裏麵那些穿橄欖綠的女人一樣。
我要了一本中國改造罪犯情況的白皮書，我拾起幾片飄落的丁香花瓣，我要時大洋彼岸的朋友們說。
我離開革誌監獄的那一天早上，突然下了雨，是靜靜飄灑的春雨，灑在幹枯的荒原上．滋潤著剛剛出土的淡綠色的草芽。我聽到了浙浙瀝瀝的雨聲和草芽及一切綠色植物抽葉拔節的沙沙聲。
我向孫淑蘭同誌要了一本書，國務院新聞力、公室發表的《中國改造罪犯的狀況》的自皮書。那書上說，人是可以改造的，絕大多數罪犯是可以改造的。把消極因素化為積極因素，把罪犯改造成為有利於社會的人，這是符合馬克思主義解放全人類偉大理想的。根據這一認識，中國對罪犯不是單純地進行懲罰，而著重於改造和轉化。自皮書上說，中岡改造罪犯的實踐中注重貫徹人道主義原則。中國注重對罪犯的感化工作……自皮書上所說的有關中國改造罪犯的原則，都可以在革誌女監這個大院裏得到具體說明。我對孫淑蘭說，我可以寫一篇學習白皮書的體會文章。她說，那當然好。
我來到大院裏自楊樹下那幾叢丁香花前。我看到，那被雨淋過的桃形的丁香葉碧綠得很鮮亮，所有的圓錐形的小花蕾全部綻開了。我又聞到了那清幽撲鼻的芳香，雨後的丁香格外香。我在地下拾起被風吹落的花瓣，擦去上麵的水珠，仔細地夾在我的采訪本中。它們的顏色竟還是那樣紫，紫得醉人。
中醫學上說，幹燥的丁香花蕾、花瓣可人藥，稱“公丁香”，性溫，味辛，功能溫胃降逆。由花蕾所得的丁香油，為重要香料，並可作牙科防腐止痛藥。
我收集了丁香花，不是為了做藥，而是做禮物。過些日子，我要應邀到大洋彼岸去訪問，那裏有些朋友，關心中國的人權，關心中國改造罪犯的情況。我要把這些小花瓣送給他們，並向他們講一講這丁香花盛開的地方的故事。
雨停了，被雨洗過的太陽紅豔欲滴，太陽底下的這片大荒原，幾乎一瞬間從淡綠色變成深綠色，簡直像一片海。我們乘坐汽車，在這綠海上劃過一條線，直向太陽奔去。我回頭看去，那座將給我留下長久記憶的小城，漸漸地被綠色溶化了。( 1993年6月 哈爾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