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基山的一座座雪峰在落日的餘輝中閃耀著夢幻般的光澤，那光澤讓人目眩，隻覺得天地渾然一體，蒼茫而神秘。
( 1999年12月）
戀戀風情
“戀戀風情”是台中市美術館前那條著名的綠園道上的一家小餐館。訪問台灣時匆匆地在那裏吃了頓飯，卻留下美好的回憶。
台中位於台灣島西部台中盆地的中央，是台灣省第三大城市，人口76萬。清光緒十二年（公元1886年），這裏一度是台灣的首府，名勝古跡很多。我們早上9點從高雄坐火車，途經台南、嘉義、彰化，兩個多小時就到了台中。一路上仿佛在綠色通道上穿行。雖然已是冬季，島上一派熱帶雨林風光，挺拔的椰樹，枝葉闊大的芭蕉林、檳榔林和林間那一方方翡翠似的園田構成一幅山水畫長卷。
趕到火車站接我們的餘翠廬小姐好像從畫中走來，她穿一身淡綠色的旗袍似長裙，秀發披肩，滿臉的笑意。雖然是初次見麵，卻像相識很久的老朋友。還是中國人的老習慣，朋友見麵第一件事―吃飯喝酒。餘小姐開著車直接把我們拉到了綠園道。道的這一頭是古堡似的美術館，那一頭是現代化的大劇院。道的中間是一畦畦的綠地，茵茵的綠地長著高大的熱帶植物和開著一串串紅花的灌木。道兩旁是一家連一家的餐廳、酒店、咖啡屋、書吧。其建築小巧別致，風格獨特，有的像別墅，有的像莊園，有的是木房，有的是石屋，有的古樸原始，有的現代摩登。你聽聽這些小店的名字，就可以想像出它的樣子和風味了―“戀戀風情”、“新月梧桐”、“兩岸桃花”、“桃花元素”、“拉丁情人”、“翡翠風”、“采營舫”、“淺草屋”、“木瓜屋”、“糖果屋”、“和果子”，這些小店是台中的文化人和年輕人最喜歡光顧的地方，不僅是來嚐佳肴，更重要的是來感受文化。這裏沒有熱鬧和喧囂，隻有輕輕的音樂和淡淡的燈光。我們選定了那家田園風格的“戀戀風情”，還沒有坐下，餘小姐的朋友蔣湘藍也急急趕來，非要見一見大陸來的作家不可。蔣小姐是學企業管理的，在一家企管谘詢公司任職，業餘時間也搞文學創作。她贈送我一本印製非常精美的書．是講如何增加女性魅力的，既講形象美，又講心靈美的，還畫有插圖。很實用，也很有銷路。蔣小姐說，在台灣搞純文學也很難，有時也不得不寫些掙錢的書。我也回贈了她們兩本寫知青的散文。她們喜歡大陸的知青文學，也熟悉幾個知青作家。
因為兩位小姐都開車，不敢喝酒（台灣對酒後駕車懲治很嚴，最高罰款6萬台元），我們隻好以水代酒，但一點也不影響情感的交流。說來很巧，她們倆都是台灣老兵的後代，老家都在海峽的這一麵，從父親給她們起的名字中就能找到她們的根．餘翠廬的廬字，便是江西廬山的廬，她的老家就在江西的九江。蔣湘藍的湘自然就是湖南了。從小她們就從父輩那裏感受到了永遠的鄉愁和鄉戀。蔡文姬的《胡茄十八拍》中的“無日無夜兮不思我故土，察氣含生兮莫過我最苦”．就是他們半個世紀的心境。大陸的山水和曆史是父親對她們啟蒙的教材和永生的教科書。她們從小就相信，葉和根是不能永久地分離的，分離就意味著死亡。值得慶幸的是，她們的父輩終於可以落葉歸根了。說起她們年邁的老父親回大陸和親人相見的那動人的場麵，她們落淚，我也為之動容。兩位老人都為家鄉的學校捐了資，餘小姐的父親還在九江買了房子，大半年的時間生活在老家。她們倆一也多次回大陸，跑了許多名山大川，圓了少年時代的一個個夢想。餘小姐為幾個赴大陸的旅行團當過導遊，說起大陸這些年的變化，她說：“簡直不得了！許多城市比台北漂亮多了！見到的大陸人都是那麼開心！”蔣小姐說，這幾年台灣的經濟不景氣，現在到大陸投資的企業越來越多了。“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沒想到對大陸的變化她們的感受比我們還強烈，對大陸的發展比我們都了解。台灣像海上漂泊的一條船，大陸才是那船安全依靠的碼頭。再大的船，走得再遠的船，也總要靠岸的。這也許是許多台灣人的心聲。
兩天以後，餘小姐和蔣小姐又在綠園道的“和果子”餐廳為我們餞行。餐桌上鋪著的紙巾上寫著這樣的話：“如果，巧克力代表的是戀愛的滋味／那麼，吃一口精致甜美的‘和果子’／閉上眼睛，你所感受到的／就是一種被寵愛的感覺。”我們在台中和整個在台灣的那些日子，時刻都被親人般的寵愛包圍著，我們的心裏比“和果子”還要甜蜜。在台中經兩位小姐介紹，我們又結識了雕塑家、景觀博士朱先生，服裝設計師、“拉曼一生”品牌的創造人許先生和漂亮的變身秀藝人徐先生，他們和我一見如故，沒有任何的距離感，都是對大陸的發展變化讚不絕口，都是一樣對大陸充滿美好的向往。這些年，我也東南西北地走了不少的地方，隻是這次來台灣前真有些緊張，因為兩岸畢竟隔絕得太久了。沒想到到達台灣感受到了在大陸以外其他地方從沒有感受到的親近。是呀，那裏畢竟是中國的地方，生長在那的畢竟是和我們血脈相連的中國人！
在分手時分，我和兩位小姐相約，在海峽兩岸“三通”的時候，請你們從台中直飛哈爾濱，帶著你們的朋友來看雪！她們說，一定會的！
走出“和果子”，門前的椰子樹在微風中正搖動著碧綠的枝葉，樹下那一簇簇的紅色的花開得正盛。我問：“這花型有點像我們那裏的‘勿忘我’，你們這裏叫什麼？”蔣小姐笑著說，叫“思戀”吧！餘小姐也笑了。
(2001年1月29日於哈爾濱）
陽明山下訪語堂
到台北訪問是不能不上陽明山的，那是北郊的一個山林公園，青山翠穀，遍植櫻、桃、杏和杜鵑，春季時滿山花香，妮紫嫣紅，遊人如織。蔣介石生前就住山間的士林官邸。台北的朋友說，這山原名草山，老蔣改名為陽明山，說是因為他崇尚明朝的哲學家王陽明，大概主要怕落下“落草為寇”的醜名。
開車陪我們遊山的是遠嫁到台北的小老鄉漂亮的林媚小姐和她的夫君英俊的李先生，雖然一路上歡聲笑語，就是找不到那些令人聽了名字就想的地方，什麼陽明湖、小隱潭、快雪亭、永河台。李先生一直在大陸做生意，林小姐到台北還不到一年，陽明山他們也不熟。反正看什麼都是景，在山間上下盤旋，我也是心曠神怡。不意中見路旁有一座精雅的院落，停下一看竟是林語堂故居。林語堂何許人也，二位小夫妻不得而知，我說你們先在車上小憩，待我下去探訪一番。
略知中國近代文學史的，誰也不會忽視林語堂這個名字。此公是中西文化的產兒，其一生的座右銘是：“兩腳踏中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他1895年出生於福建龍溪一個基督教牧師家庭，自幼接受西方文化教育，早年求學於廈門尋源書院和上海聖約翰大學，後留學美國哈佛大學和德國萊比錫大學，分別獲碩士和博士學位。回國後曾先後執教於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和廈門大學，並在國內創辦和編輯了許多刊物。1936年他一直客居美國，1966年定居台灣，1969年當選為台灣國際筆會會長，1975年被國際筆會維也納第十四屆大會推選為副主席，並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1976年林先生病逝於香港。他一生著譯頗豐，有散文、小說、政論、詞典、教科書等。他的著作在東西方都受到歡迎，以至現今美國大的圖書館幾乎都收藏有他的著作。
林語堂先生的故居是一座藍瓦白牆林木扶疏的小院，他自己描寫台北陽明山的居所謂：“宅中有園，園中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樹，樹上有天，天上有月，不亦快哉！”確實是“宅中有園”，穿過花崗岩基座的圍牆，就看到了樹藤竹花構建的精巧園林。樹並不高大卻也枝葉繁茂，藤蘿順著樹幹爬上圍牆。雖是冬季，樹下的紫紅色的杜鵑開得正盛。牆角處修長的竹莖在微風中搖曳，讓人感到親切。可見林老先生還忘不了中國文人“不可居無竹”的古諺。
那“園中有屋”的屋，也是藍瓦白牆，屋頂是中國古典式的拱型，門窗和屋內的構建卻像西式別墅了。進屋第一間便是客廳，當中是半圈陳舊的沙發，牆上懸掛著先生生前親筆題字的“有不為齋”的匾額和一位比利時畫家所繪贈給先生的油畫像。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林語堂的“有為”和“有不為”非常有意思。1923年春天，他棄教從政，到國民政府的外交部當秘書。7月他又棄官從文，到上海專事著述，是進步刊物《語絲》的主要撰稿人，當時所寫的雜文如《祝土匪》、《說女妖》、《悼劉和珍楊德群女士》等，揭露了軍閥政府的倒行逆施，抨擊了文化界一些學者名流的醜惡行徑，表現出對封建勢力鬥爭的勇氣和對群眾革命行動的熱情支持。30年代林先生還參加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在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的1932年，林語堂在所創辦的《論語》等刊物中卻大力提倡“幽默文學”，講究文章的“清淡”、“甘美”。這些文章雖然具有一定的知識情趣，但時代性、社會性愈來愈淡薄。魯迅先生曾對林語堂為代表的“論語派”進行過揭露和批評。可“幽默大師”的稱號被林先生保持了一生。
林語堂先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要數他在1934年春夏秋三季在廬山附近的粘嶺用英文寫的《中國人》(My Country and-My People )，也譯為《吾土吾民》。1935年此書由美國著名作家賽珍珠作序在美國出版。她說：“我認為這是迄今為止最真實、最深刻、最完備、最重要的一部關於中國的著作，更值得稱道的是，它是由一位中國人寫的，一位現代中國人，他的根基深深紮在過去，他豐碩的果實卻結在今天。”她還讚揚林語堂“寫得驕傲，寫得幽默，寫得美妙，既嚴肅又歡快”，將中國人的性格、心靈、理想、生活、政治、社會、藝術等與西方人的性格、心靈、理想、生活做了相應的廣泛深人的比較。此書出版後在西方引起不小的轟動，又被譯成多種文字出版，在西方長久地流傳。1939年這本書又出版了修訂本，林先生又寫了《中日戰爭之我見》，記錄了作者在中華民族危急關頭的思考：關於舊文化能否拯救中國，關於為什麼日本必敗，關於中國未來的道路等。在這篇文章中，林語堂讚揚了中國共產黨在西安事變中出於國家民族之大義，不計蔣介石多年剿共的前仇，而力主將其釋放，實在是寬宏大量之至。另外，林先生還在書中多次讚揚“生機勃勃的共產主義青年”的愛國熱情，讚揚了一心抗日救國的中國共產黨和其領袖毛澤東和朱德。台灣流行的譯本中當然沒有這一章。林先生大概不會想到，六十年後的這本書成了在大陸多次重印的暢銷書，一時間洛陽紙貴。我手中的這本學林出版社的全譯本的《中國人》在兒子的書架上都能找到的。半個世紀的滄桑巨變，中國和中國人都已今非昔比，但林語堂畢竟提供了一個參照，啟示著有思想的中國人還要思考自己的未來。我們實在應該感謝這位學貫中西深謀遠慮的先賢。
穿過客廳就是林先生的書房了，並不寬大的寫字台上放著先生生前用過的煙鬥、眼鏡、放大鏡和筆墨。寫字台旁邊還擺著一台舊打字機，那是林先生自己發明的“不學而能操作”的中文打字機。他從少年時代就有這個願望，要讓中文打字像英文打字一樣方便，直到1948年才得以實現。從此他就用自己發明的打字機寫作。在這間書房裏，他依照自己發明的“上下形檢字法”和自己改良的“羅馬字注音”，編纂完成了《林語堂當代漢英詞典》。此書用了六年時間，他視之為他寫作生涯的“造極”之作。因此人們不僅稱他為文學家，還叫他語言學’家，中英文的語言學家。牆上掛著一幅照片，穿著旗袍的林先生的太太廖翠鳳女士正在打字，穿著西裝的林先生深情地注視著，滿麵春風。
走出林先生故居的後門就是一座林木蔥鬱的院落了，這便是“屋中有院，院中有樹”了。中國式的庭院和西式的陽台相輝映，挺拔的鬆柏和修剪成圓形的灌木盎然成趣。過去的那些日子的清晨和傍晚，先生和夫人常常徜徉其間。當“樹上有天，天上有月”的情景出現時，先生的心中不能不湧出“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和“露從今夜自，月是故鄉明”的詩句。
當我站在林先生故居的陽台上，凝視這意境豐盈的院落時，午後燦爛的陽光，穿過樹枝，灑下一片斑駁的亮點。我依稀看得見平臥在院中一塊的墓碑。那碑很樸素，隻有“林語堂先生之墓”這幾個字。那碑是朝北的，正是大陸的方向。(2001年2月11日於哈爾濱）
我們都有一個家
中國人是人類中生命最頑強的種子，他們隨風飄落在這個地球凡有陽光和土地的地方，在那裏生根發芽繁衍生息，和那裏的人民一起創造著人類的文明。無論他們的境遇如何，但那種漂泊感、孤獨感總是伴隨著他們。對祖國的牽掛和懷戀，是他們永遠的精神主題。
三年前的那個冬季，我和黑龍江藝術家起來到了奇麗的“千島之國”，那是一串掛在赤道上由珍珠和翡翠編成的項鏈。在這個二億人口的國家中，隻占4％人口的華人，卻占有70％的經濟份額。華人對這個國家經濟發展的貢獻是顯而易見的，但是他們的境遇並不好，60年代的反華浪潮中，華人經濟遭受滅頂之災，“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經過30年的努力，他們又勢不可擋地占據了大半壁“河－山”。因為有日益強大的祖國站在他們的身後。
我們的第一場演出是在萬隆舉行的，這個城市因召開過萬隆會議而聞名於世，周總理就是在這裏光彩照人地登上國際政治舞台的。接待我們的張中權先生說，當年他隻有七歲，擠在街頭上迎接周總理，嗓子都喊啞了，當周總理走過來向他們揮手時，他們都哭了。而我們的演出讓在場的所有華人都流下了熱淚，歌唱家梁嵐和張美薇分別為他們唱了“一條大河波浪寬”和“長城長”，又合唱了“洪湖水浪打浪”，全場掌聲雷動。能唱這首歌是頗費周折的。在雅加達審查節目時，那位留著小黑胡子的官員一再申明，在這個國家的任何一個地方不能唱中國革命歌曲，更不能唱歌頌共產黨的歌曲。可是每到一地華僑都讓我們唱“洪湖水浪打浪”，我靈機一動把那句“共產黨的恩情比那東海深”改成了“韓英姐的恩情比那東海深”。而每當唱到這一句時，在場的華僑都笑了，接著就是更熱烈的鼓掌。
晚會到了高潮，青年舞蹈演員曲闊跑到台上邊舞邊歌，唱起了那首讓每一個炎黃子孫都熱血沸騰的《大中國》―
“我們都有一個家，名字叫中國。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錯。……
我們的大中國，好大的一個家。我永遠永遠地伴隨你。中國．祝福你，你永遠在我心裏！”
全場有節奏地鼓掌，不由自主地合唱。那歌聲在萬隆、在爪哇島的夜空中久久地回蕩。
演出剛一結束，我們就被在場的一千多華僑朋友包圍融化，握手、擁抱、親吻、簽名、合影、贈禮，不知如何表達那一份份情誼，隻因我們帶來了久違的鄉音和祖國的聲聲問候。
我們演出的地方是當地華僑富商黃天順先生開辦的“情滿樓酒店”，他和夫人親自開車接送我們。在回來的路上，他對我說，他原來是一個教員，專教華人孩子的中文和曆史。中國的曆史朝代太複雜，孩子記不住。黃先生就自己編了一個朝代歌，孩子們一學就會。他當年的學生，現在都是四五十歲的人了，現在還會唱這首歌。60年代當地政府排華，華文學校解散了，連說華語都受到限製。他們被禁止參加政治活動，就組織了許多體育協會，到一起的主要活動就是唱華文歌曲，這是他們保持華人文化的惟一方式了。的確，我們所到的五六個城市，那裏的華人會唱大陸、台灣和香港的許多流行歌曲，熟悉那裏的歌星就像熟悉自己的親人。
告別萬隆的那一天，天色陰沉得就像來送別我們的華僑朋友的心情。風很大，把機場前麵那一片椰林都吹低了頭。飛機剛一起飛，雨便飄落下來，打在舷窗上，像一行行滾動的淚水，一直流到我們的心底。
真的時常惦念著遠方的朋友，那片美麗的島嶼上還飄蕩著不祥的動亂的煙雲。你們多保重啊！祖國和人民都牽掛著你們。
( 1999年國慶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