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她甚至需要依賴體內的毒素活下去：當她沒指望地愛上一個男人，一種毒便滋生了。就像對鴉片的依賴。她或許還會獨自喝些酒，以助於毒素的發散。這種發散將她的孤寂推向了高潮。
《金鎖記》裏的曹七巧，明知三少爺薑季澤隻圖她分得的的家產，她對他卻是放不下。他來找她，為使她買他的房說了些撩撥的話，她望著他的眼睛——他太會演戲了，也跟真的差不多吧？她把他罵跑了，卻又跌跌絆絆跑去樓上窗戶邊望他，想再看一眼——他不是個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她何苦要戳穿他？
她成日在炕上吸大煙，還教會了兒子長安和女兒長白，同時把他們的幸福一手斷送了：她給他們的從來隻有一腔子怨，對親戚的，對男人的，對命的。她把她受過的毒，臍血般傳承給了一雙兒女。
毒藥常常是藏在身世裏的，像精神性疾病一樣容易遺傳。
什麼樣的詞語具備毒藥的質地？
罌粟、井水、月光、白帛、石碑……，還有京劇，很奇怪，不知為什麼會是京劇？但它的確讓我想起稀釋了的毒，緩慢地，冰涼地，一點點淌過喉嚨。
小時住在半部街一個有天井的大院。靠院門那家住著個單身女人，我們都喊她趙姨娘。據說她以前是有姿色的，不過現在怎麼也看不出了——隻除了她唱戲時。
她幾乎每天傍晚吃過飯就在屋裏唱戲，有時一個人，有時一幫人，屋裏拉的唱的很是熱鬧。
趙姨娘平日寡言，見了人點個頭而已。但傍晚的趙姨娘卻成了言笑自如落落大方的女人。胡琴聲裏，她套著水紅的水袖，頭發用水抿得光滑如鏡，真就有些像戲裏的人。似乎有種潮氣使她的眼睛與腰肢變亮了變軟了，那雙水袖就像口紅一樣，讓一個女人一下亮了起來。
趙姨娘快四十了，沒結過婚，她有個姐姐一家也住院裏，但非嫡親，她姐姐我們都喊她高姨娘。趙姨娘瘦削，高姨娘滾壯。
有多事人向高姨娘打聽趙姨娘為何不結婚，高姨娘隻含糊地說，趙姨娘在劇團時和一個唱戲的男人好，婚事都要辦了，但那男人生肺病死了，她就一直一個人。
半部街的院子早拆了，但我一直記得趙姨娘的瘦削樣子。她的白褂黑褲，她顴骨有些突起的臉和薄的嘴唇，還有她那對水紅的長水袖。怕毀色，她很少洗，洗了也是陰幹。
那對水袖，把她的一生貫穿起來了。
後來到家單位，有位老同事也極喜京劇，上班戴著單線耳機聽，下班也聽。他鄭重地說，京戲好。他的神情是掏心窩的，簡直像有說不出的好。我那時聽流行歌的年紀，很不以為然，覺得隻有“糟”的年紀才聽這玩藝。直到看完電影《霸王別姬》，還有《大紅燈籠高高掛》。
裏麵三姨太梅珊晨起在天台上唱戲，《杜十娘》，“四更鼓啊，滿江中啊人聲寂靜……”她的嗓子淒婉幽長，沾著露水的寒氣，仿佛一隻極長的白綢水袖。
京劇原是好聽。
它讓人想起深宅，朱紅脫漆的門，秋天的紫藤架子，繡花的旗袍緞襖，還有落雨天枯坐廂房的夜晚，一種悶得想發瘋的絕望，和絕望裏頭一種亙古的千絲萬縷斷不了的東西。
曆史是壯闊的，也是陰柔的，在淒切的唱腔裏，什麼炎涼都道盡了。熱鬧與淒涼，騰達與潦倒，團聚與失散，苦與樂，都在唱腔的一波三折裏，因為曲折，才蕩氣回腸——在高遏行雲處幽咽了下來，在行至水窮時卻又雲開霧散，戲仿佛可以永遠唱下去。
戲，最好在夜晚聽。沒有鮮豔的化妝和戲服，沒有闊大的舞台，隻有一把嗓子，把夜色鋒利地剖開。剖開的夜色不是墨黑的，是冷冷的青白，像宋窯的瓷。
後來離了單位才知道，那個老同事和愛人讀書時就要好，卻因分別下放在江西寧岡和甘肅平涼，近四十了才在一起。離異的她帶著個孩子，而他一直未婚。婚後五六年，她胃癌病故了。
他們都極喜聽戲，她還能唱好多折。
有很久沒看過那位同事了。我離開的第二年他退了休。
我想起走廊盡頭的辦公室，灰的牆壁，地板走上去有些岌岌可危。鰥居的老同事坐在最後一排窗邊，套著藍布袖套。辦公室時常空蕩蕩的，隻他，有時下了班，還坐在餘暉裏聽一架舊的半導體。他的發頂像初冬落了第一場小雪。
時間總會在每個人的體內沉積下挫敗與陰影的毒素，就如中醫理論中的“以毒攻毒”，毒是為幫助我們活得更硬朗些粗糙些，別那麼嬌氣。
這點曾傷害過我們的毒，使我們認清江湖不是麵透明的玻璃，也不是味甘性溫的湯藥，它有時讓你微笑著喝下去，頃刻間卻翻江倒海，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狠狠地折騰幾次你就有了免疫力，輕易的毒放不倒你。到老了，沉積在體內的毒或許卻化作甘草金銀花這樣的草藥。它曾經的毒性在歲月裏漸漸揮發了，轉化成溫和的泡茶與回憶的良方。
荊棘上的舞蹈
“蘇哈，我想和你結婚。但我們隻能秘密結婚，這對你來說很難承受，但我相信你是堅強勇敢的。我們必須保守這個大機密！”——這勿寧說是一個男人對一個27歲女人的求婚，倒更像一場起義前的莊嚴宣誓。
秘密結婚的理由是“局勢微妙，麵臨大起義與鎮壓，我們的人民理解不了我怎麼結婚了！”——這個男人，他不屬於她一個人，他首先屬於國家與民眾，屬於英勇的巴解組織。他是亞西爾·阿拉法特。
成為他妻子的女人蘇哈掩藏著自己的名份，像不能見光的情婦一般生活在他身旁，即便這樣，她還是遭到了許多批判攻擊。
阿拉法特一次空中遇難，所有消息都認為他已死亡。但是，無人向她表示安慰，隻有她獨自在黑暗中忍受著巨大悲痛。當阿拉法特從荒漠中生還住進醫院，她探視他的包紮情況時，竟覺得“不免有些難堪”，而他在探視官員大使的包圍中，也不能說一聲：她是他的妻子。
這兩天看鳳凰台紀念宋美齡的專輯，裏麵說到宋1943年出訪美國時風采傾倒一時，她身著東方旗袍，以流利英語在國會舞台上演講，引起無數盛讚好評，連羅斯福等巨頭對她都有一種微妙情愫。然而，回國後不久，就發現蔣與一小學英語女教師有染，這使她傷透了心，但雙方的身份使她又不能像市井婦人般鬧它個雞飛狗跳，甚至劈麵揪住他衣領，扇個耳光以解心頭之氣。她一言不發去了巴西散心。
——由此見，政治人物背後的女人，不僅要承受他的所有失意榮辱乃至至顛沛流亡，還得有風度地處理他可能的外遇，以免傳出成為曆史笑談。玫瑰與權仗的兩種質地，注定這場聯姻注定需以配合輔助為主，而不能太恣肆而為。
文藝名人的女人是否擁有更多浪漫？
弗朗索瓦從21歲和畢加索在一起，擔任他的第N任情人，他的年紀是她的三倍。
在生第一個孩子時， 他不同意她去醫生那檢查，他認為，一個女人對這種事如果太小心在意，就可能不幸。於是弗朗索瓦在那年冬天唯一去看的一個醫生，是位精神科醫生。
生第二個孩子時，醫生讓她趕緊住院做好臨產準備，她想讓畢加索的司機送她去，這位偉大的畫家說，你不是不知道，我得去參加和平大會——就是在這次大會上，貼滿了畢加索著名的和平鴿招貼畫。最後他好歹同意去會場後，再由司機送她去醫院。到醫院僅三個鍾頭，弗朗索瓦便分娩了。
他要求她裸身在房內活動——而且是並非隻有他們兩個人的居所，房內還住著一對傳統的米歇爾夫婦，他們負責園藝和燒飯家務。藝術大師畢加索強調說，要是你不這樣怎麼讓我怎麼畫呢？尤其是我想畫站著或走動的人體時。為了使大師有隨時可描繪的活動人體模特，弗郎索瓦隻好在泳池邊支著把大陽傘，時刻準備用遮陽傘蓋住身體。就這樣，她還是有次不小心撞上了來找畢加索的鄰居多芒甘，他是位鬥牛士。畢加索知道後，大笑說，怕什麼，你又不是一頭公牛。
“愛情這種事情是不存在的，存在的隻是愛情的證據”，畢加索如是說。所謂愛情的證據便是女人對他藝術與生活上絕對的服從與服務。
在生了兩個孩子後，弗朗索瓦比先前瘦，畢加索挖苦說，我初遇你時你是個維納斯，而現在你成了基督，並且是羅馬式的基督——瘦骨嶙峋。你知道我討厭女人皮包骨。因為生產，弗朗索瓦身體一直不好，常大出血，醫生說需要手術，畢加索回答說，我現在太忙，你不能去住院。無論如何，一個女人不能總是這病那災的。
弗朗索瓦越來越意識到：家庭式溫暖是她永遠從他那得不到的東西，除了從自我奉獻中得到的安慰之外，再沒別的——當然，弗朗索瓦還不算最不幸。她和畢加索在一起十年後離開他，和位年輕畫家結婚，開始了新生活。
而在她之前的畢加索情人，富於才華的的女畫家道拉·瑪爾，卻因他的冷落而精神錯亂，她曾評價畢加索說，“他對誰都沒有真正的感情”；畢加索的妻子，曾是俄國芭蕾舞演員的奧爾佳，長期跟蹤他和他的情人，最後孤獨地死在戛納一家醫院。
——生活在一個名聲顯赫受人仰慕的藝術家身邊，看來並非像外人想得那般幸福。世界享用了他充沛才情的同時，把另些充沛的缺陷，比如自私冷漠、怪戾多情等留給了他身邊的女人去承擔。
這些女人，就如在荊棘上舞蹈，刺激，淋漓，每步足跡都印著血痕，每縷甜蜜都夾著刺痛。她們的血跡染紅了一路的花朵，像首詩裏說的，“神唯一要你做的，就是把這種折磨當作至高無上的幸福”，神說，當這麼做時，掙紮就會變得美妙，痛苦就會變得光彩四射。
是否真的這樣不知道，但的確仍有那麼多渴望援沿權仗（或是閃耀著別的光華的杖）開放的玫瑰。那些持杖而立的男人，麵容滄桑，才華卓著，眼神敏感犀利，靈魂沉重激烈——這使那些熱愛傳奇的女人心旌搖蕩，她們寧願在這尖銳的荊棘之上舞蹈，也不願徉徜於凡冗草地。
阿拉法特的女人蘇哈說，我很欣慰，我是他的一半；畢加索的女人弗朗索瓦也說，他迫使我去發現自我，從而幸存下來，為此，我將永遠感激他。
——荊棘上的舞蹈，真是痛並快樂著。快樂與流血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