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學者謝肇涮曾尖銳批評當時的史學：“今之作史，既無包羅千古之見，又無飛揚生動之筆，隻據朝政、家乘，少加潤色，敘事惟恐有遺，立論惟恐矛盾，步步回顧，字字無餘，以之諛墓且不堪，況稱史哉！”（《五雜俎》卷13，“事部”一，中華書局刊本）不幸的是，雖說已相隔幾百年，如果拿這些話來批評當今的史學界，也還是切中時弊的。
治史的過程，是個長期積累的漸進的過程。倘有朝一日，無奇不有的神州大地上，突然冒出個20歲的大史學家，必定是騙子無疑。今日史學界，五花八門。寫本把書、混個芝麻綠豆大學官，便不知自己幾斤幾兩，對史學前輩指手劃腳者有之；不過懂點冷門，卻被捧成“超天才”，名聲像滾雪球般越滾越大者有之；熱衷於出風頭，妄想當所謂學科領袖者有之；看到東西洋人便頓覺自己矮幾分者有之。如此等等。我雖不學，所幸還與此輩所謂大學者有別，在有生之年，當繼續像我的生肖——老牛一樣，在明清史學園地默默地耕耘。
1994年12月4日晚於京西八角村老牛堂
（刊於拙著《明清史散論》。知識出版社，1996年。並刊於《光明日報》、《北京日報》，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