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農業生產中，肥料的使用具有極重要的意義。毛主席提出的“土、肥、水、種、密、保、管、土”的農業八字憲法中，“肥”是重要的一條。我國民間流行的農諺“莊稼一朵花，全靠月巴當家”、“地不說話，不堊也罷，收成之時，分出高下”等等，通俗生動地闡明了施肥對農作物的生長與收成的意義。我國是世界上曆史最悠久的農業古國之一，我們勤勞的祖先在幾千年的農業生產史上，積下了豐富的施肥經驗。
我國古代的施肥始於何時？從甲骨文看來，武丁時的卜辭有“庚辰卜，貞翌癸未廖西單田，受坐（有）年。十三月。”的記載，據胡厚宣先生的考訂，“屢”即“屎”字，前麵這一記載譯成今天的口語是：“在閏十三月的庚辰這一天占，問由庚辰起到第四天癸未這一天，打算在西單平野的田地上，施用糞肥，將來能夠得到豐收麼？”可見殷商時代人們已知道對糞肥的利用。
西周開始，生產力有著很大的發展。我們從西周時金屬耒、耜的運用，灌溉與農耕技術的進步等看來，西周的農業生產是遠非殷商所能比的，自然農作物的施肥也會比殷商有所發展。如《詩經·良耜》篇說：“其笠伊糾，其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蓼是水草，荼是陸草，所謂“茶、蓼朽止，黍、稷茂止”，朱熹在《詩集傳》中說得好：“毒草朽則熟而苗盛”，應該說周人已知道對綠肥的運用了。
春秋年間，雖然是缺乏有關施肥的較詳細記載，但從一些典籍的片斷章句，也可證明當時對施肥的重視情況。例如《老子》說：“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論語·公治長》說：“糞土之牆”等看來，仍可推知春秋時期對使用糞肥已提到重要地位。《左傳》上有這樣一句話：“為國家者，見惡，如農民之務去草焉，芟夷菹崇之。”除草曰芟，菹崇是積聚的意思。這句話就是說把青草割掉堆在一起製造草肥，這也正說明春秋時人已經使用綠肥。戰國年間，由於鐵器生產工具的廣泛運用，中耕的普遍推行以及灌溉技術的進步，農業生產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並且在戰國“百家爭鳴”的局麵中，出現了很活躍的“農家”。《呂氏春秋》的《任地》、《辯土》、《審時》諸篇，正是他們的傑作。從這些文獻裏，我們可以知道，戰國時期對土壤的識別，成就是相當可觀的。《管子·地員篇》曾列舉十八種土壤及其性狀和肥瘠次第。《尚書·禹貢》記載了全國的土壤地理。《呂氏春秋》則進一步指出春耕要先耕強土，後耕柔土，並須將過於堅實之強土變鬆些。正由於人們對土壤的認識提高了，所以對肥力和土壤的關係，就必然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孟子·滕文公》篇說：“凶年糞其田而不足。”意思是說在嚴重的荒年裏，農民的收獲所得連再生產時用於施肥都不夠；《萬章》篇更說：“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可見戰國時人們施肥的普遍。《周禮·草人》說：“革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則為之種。凡糞種，驛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城瀉用貊，勃壤用狐，埴壚用豕，疆檻用蕢，輕費用犬。”對這一項資料，曆來學者們有許多不同的解釋，我們認為還是江永的說法較恰當，即：“種字當讀去聲。凡糞種，謂糞其地以種禾也。凡糞，當施之土。如用獸，則以骨灰灑諸田；用麻子，則用椿過麻油之渣布諸田。”因此這裏所說的“糞種”，就是施肥下種的意思。在施肥的種類方麵，除了人、畜糞的被運用外，堆肥、灰肥也得到了進一步的利用。《管子·地員篇》說：“芬然若澤若屯土。”郭沫若先生解釋說：“……故澤當假為莽，《說文》草木凡皮葉落眵地為捧。屯土者殆如今之堆肥。農人積草茂腐之以為肥料者也。此既言若葬，於意尚有未盡，故申之以若屯土。此正證明堆肥之法古已行之。”我們認為此說頗確，“屯土”正是戰國時施用堆肥的證據。《禮記·月令》篇更清楚地說：“澆薤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這裏不僅記載了將青草割掉使之腐爛成綠肥，而且從“燒薤”可以看出灰肥的廣泛使用。我們上麵說的綠肥，其實也不僅僅限於青草，荀子說過：“樹落則糞本”。楊瓊注道：“謂木葉落糞其根也。”可見戰國時已知道樹葉也可被用作肥料。
漢代在農業方麵，有著很高成就。除了崔實的《四民月令》外，還有汜勝之的《汜勝之書》，都是專門的農學著作。汜勝之在漢成帝時做過官，曾經在關中地區指導過農業生產，對農業頗為熟悉。汜勝之寫的農書，是我國兩千年前農學的偉大著作，但不幸在宋末元初失傳，現在我們能夠看到的，隻是清代宋葆淳等的輯佚本。根據此書的記載，漢時農業生產者對肥料的認識是大大提高了。如：“區田以糞氣為美，非必須良田也。”區田，是一種精密的耕作方法，對確保幹旱地區的豐收很有效用。現在曾有人試驗這一方法，證明有很大的現實意義。從上一記載看來，漢代農民已知道肥料是保證區田獲得豐收的重要關鍵之一，隻要施肥有方，雖較差的田也能獲得豐收。又如：“凡耕之本，在於趣時和土，務糞澤，早鋤早獲。”這裏將勤於施肥和及時趕上時令等要素視為“耕之本”，足見對肥料的重視。同時已經知道耕田時一定要等草長出來並下了雨再耕，這樣“苗獨生，草穢爛，皆成良田”，耕一遍的效用抵得上五遍，因為那爛草都成了最好的綠肥了，這是使用綠肥的非常簡便、有效的方法。漢時耕作者，還知道各種不同的作物，施以不同的肥料。如種麻，待“麻生布葉，鋤之，以蠶矢糞之”。並且根據土地之多少，施以一定數量的肥料，如區田，“一畝三千七百區，一日作千區。區種粟二十粒；美糞一升，合土和之”。《汜勝之書》還記載了“溲種法”，即：“剉馬骨牛羊豬糜鹿骨一鬥，以雪汁三鬥，煮之三沸。以汁漬附子，率汁一鬥，附子五枚，漬之五日，去附子。持糜鹿羊矢等分，置汁中熟撓和之。候晏溫，又溲曝，狀如後稷法，皆溲汁幹乃止。若無骨，煮繰蛹汁和溲。如此則以區種，大旱澆之，其收至畝百石以上，十倍於後稷。”從這一記載看來，溲種法是成效驚人的（盡管汜氏作了畝收百石的不適當的誇大）。1957年春天，南京農學院植物生理教研組曾加以試驗，對2419種子小麥的試驗初步結論中指出：“（1）溲種法可增加小麥的吸水力，對於西北旱農製地區似有實踐意義。（2）溲種法的幼苗健壯，對於抗曬抗旱力以及產量似有提高的可能。（3）麥苗健壯的原因，似由於溲種法有肥料的效應，但尚待進一步肯定……”這次試驗的結論，雖然還不是最後的定論，但從這一科學的試驗看來，溲種法能使莊稼增加抵旱、抗蟲的能力，是不成問題的。遠在兩千年前，我們的先輩在施肥方麵已有如此重大成就，是值得我們自豪的。
在汜勝之後五百多年的北魏，我國古代另一大農業科學家賈思勰，曾經“采捃經傳，爰及歌謠，詢之老成，驗之行事”，寫成了一本係統的農業巨著《齊民要術》。根據此書的記載，魏時人們不僅一般地知道“凡田地中，有良有薄者，即須加糞糞之”；更重要的是人們已進一步知道對肥料的識別與製造。例如對綠肥，指出：“若糞不可得者，五、六月中概種菉豆，至七月、八月，犁掩殺之，如以糞糞田，則良美與糞不殊，又省功力。”並對各種綠肥作物進一步加以比較，指出“菉豆為上，小豆、胡麻次之”，在肥力上，不亞於蠶矢和熟糞。在糞的製造上，發明了“踏糞法”，即：“凡人家秋收治田後，場上所有穰穀穰等，並須收貯一處。每日布牛腳下，三寸厚；每平旦收聚，堆積之。還依前布之，經宿即堆聚。計：經冬，一具牛踏成三十車糞。至十二月正月之間，即載糞糞地。”這正是我國製造廄肥的最早記載。這一方法，後來一直被民間采用著，差不多各家農書，都予以記載。不僅如此，在肥源的開辟上，也大大向前跨進了一步，如：“種不求多，唯須良地；故墟新糞壞牆垣乃佳。”由此可見，魏時人們已知道將舊牆土也當作肥料使用了。直到今天，我國農村仍以舊牆土、炕土等用作肥料肥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