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避諱成了封建專製主義機器中的一個重要部件，在愚弄百姓、扼殺思想生機、摧殘知識分子方麵，起了很壞的作用，給學術文化的發展，帶來嚴重障礙。例如，北宋詩人秦少遊的郴陽詞謂：“霧失樓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知何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詞句典麗，意境悠遠。但是，最後一句“斜陽暮”雲雲，卻是語句重疊，被人視為敗筆。有人把它改為“簾櫳暮”，但一推敲，又不對了：既然是“孤館閉春寒”，又怎麼會看見簾櫳呢？其實，秦少遊的原稿中寫的是“斜陽樹”三字，後避廟諱（按：宋英宗名趙曙，“曙”“樹”二字同音），故改定耳。（《貴耳集》卷二）你看，很美的詞句，為了避諱，隻好改得不倫不類。宋人洪邁在《容齋隨筆》中說：“本朝尚文之習大盛，故禮官討論，每欲其多，廟諱遂有五十字者。舉場試券，小涉疑似，士人輒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這不是“尚文”，隻能說是害文。避諱的結果，使各種古籍、史書，埋下了無數釘子，使今人讀起來往往莫名其妙。前輩史學家陳垣先生花了很大功夫，在20年代後期寫成《史諱舉例》一書，實在是功德無量，讀了此書，我們可以進一步明了封建時代的避諱種種，令人驚詫。
無可奈何牛棚去，似曾相識避諱來。——“十年浩劫”期間，無數知識分子由人變為“牛”，封建主義大泛濫——那真是達到了“史無前例”的程度——避諱沉渣，重又泛起。人們記憶猶新：如果誰到書店裏說，“我買一張領袖像”，就犯下了滔天大罪：對偉大領袖大不敬。“樣板”的說法應該是：“我請一張寶像”。如此等等。古老的避諱術，打上現代神學的印記，不脛而走。而另一方麵，誰如果議論一下、批評一下林彪、“四人幫”，或者揭發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問題，馬上就給你戴一頂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大帽子，從頭扣到腳，輕則透不過氣，重則窒息而死。犯了什麼罪？實際上，就是違反了“為尊者諱”的封建信條。
當然，現代避諱術的如此猖撅，也是有深刻的社會根源的。孔夫子說過：“禮失求諸野”。避諱也是這樣，越是生產力低下、社會不發展的民族，禁忌就愈多，避諱也就更加繁複。小生產者的落後與愚昧的一麵，是滋長避諱的土壤。以明末農民軍領袖李臼成而論，他在北京正式登上皇帝寶座前，大順政權的禮部就已經“示闖賊先世祖諱，如自、印、務、明、光、安、定、成等字悉避。”（《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八）這一曆史事實正是表明了，即使傑出如李自成那樣的小生產者的革命領袖，也是不可能與避諱絕緣的。這不能不是小生產者身上的瘡疤。
嚴寒已過，春日早臨，餘有三願焉：一願故鄉父老不再雅稱慈菇為“萬萬順”；二願在祖國的春光下，阿Q式為自己頭上癩痢避諱者越來越少；三願隨著批判封建主義殘餘的日益深化，我們偉大而古老的中華民族更加虎躍龍騰，生機蓬勃！
1981年1月14日草於姑溪
（《讀書》198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