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改革家張居正的悲劇，更具有典型意義。
張居正的政治、經濟改革，是以半途而廢告終的。他病死不久，政局即迅速逆轉：其官秩被追奪，家產被查抄，當政時起用的主要官員“斥削殆盡”，改革派的政治力量受到毀滅性的打擊，他嘔心瀝血實行的改革，基本上被一筆勾銷。“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這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一場政治大悲劇，其曆史教訓，是多方麵的，深刻地警示後人，勿重蹈覆轍。
教訓之一，是張居正固然也懲治腐敗，但未持之以恒；而更重要的是，在反對別人腐敗的同時，自己卻也在腐敗。
明朝中葉後，政風十分腐敗，貪官汙吏橫行不法，民脂民膏盡人私囊。嚴嵩垮台被抄家時，竟抄出黃金三十萬兩，白銀二百萬兩，其他珍寶多得不可勝數。“私家日富，公室日貧”的結果，國家財政捉襟見肘，嘉靖末年，太倉存銀竟不到十萬兩，真是岌岌乎殆哉。
作為一個傑出的改革家，張居正當然看到了腐敗的嚴重性。他在隆慶年間所上著名奏疏《陳六事疏》中，即尖銳地指出，“當民窮財盡之時，若不痛加省節，恐不能救也”，“凡不急工程，無益征辦，一切停免”，極力倡導廉政。同時，他認為必須懲治貪汙，並將懲貪與鞏固邊防相結合。他建議：“其貪汙顯著者，嚴限追贓，押發各邊，自行輸納，完日發遣、發落，不但懲貪，亦可為實邊之一助。”（《張太嶽集》卷36）在他主政後，小儀一再強調“吏治不清，貪官為害”，大力整頓吏治。而且還抓了重大腐敗案件，嚴肅查處。雲南黔國公沐朝弼，謀害親子，與嫂通奸，“視人命如草菅，通夷、占軍、謀財、奪產，貽害地方，不止一端”（《明神宗實錄》卷4）。對這樣一個罪惡多端的腐敗分子，本當早該逮捕法辦，但朝中官員感到他是開國功臣西平侯沐英的後代，不敢下手。張居正斷然“馳使縛之”（《明史》卷213《張居正傳》），繩之以法。遼王朱憲娣的荒淫歹毒，更是令人發指。他公然“淫亂從姑及叔祖等妾，逼奸婦女，或生置棺中燒死，或手刃剔其臂肉……用炮烙割剝等非刑剜人目，炙人麵。煇人耳……”（徐學聚：《國朝典彙》卷13）張居正明知這是皇親國戚，老虎屁股摸不得，但還是與朱憲娣進行了鬥爭，盡管其中情節複雜，後來張居正為此遭來嚴重禍害，但對朱憲烊畢竟是個沉重的打擊。
但是，張居正在改革的後期，幾乎把全部精力用於經濟領域的改革，在全國推行“一條鞭”法，這是賦稅製度史上劃時代的變革。而在廉政肅貪、懲治腐敗方麵，並未持之以恒，一孤到底。對賦稅改革的先驅、剛正不阿、與貪官汙吏勢不兩立的海瑞，張居正反而覺得他過激，始終不予起用。《明史·海瑞傳》說：“居正憚瑞峭直，中外交薦，卒不召。”而更令人難以容忍的是，他自己不但行賄，也受賄。大宦官馮保是他的政治盟友、靠山，所謂“居正固有才，其所以得委任專國柄者。由保為之左右也”（《明史》卷105《馮保傳》）馮保貪財好貨，張居正讓其子張簡修送到馮保家中名琴七張，夜明珠九顆，珍珠簾五副，金三萬兩，銀十萬兩，“其他珍玩尤多”（佚名：《天水冰山錄》附錄《籍沒張居正數》）。需要指出的是，張居正在做官前，家中不過有田數十畝，家中餘糧甚少，遑論金銀；他當了內閣首輔後，雖是一品官，月俸也不過87石米，即使將他一輩子的官俸加在一起，至多不過折銀兩萬餘兩。顯然，他送給馮保那麼多的金銀財寶從何而來，是不言而喻的。而馮保後來垮台的主要罪狀之一，便是貪汙，說他家中所藏，抵得上天下貢賦一年的收入，後來也確實在他家抄出金銀百餘萬兩，大量奇珍異寶。張居正依靠馮保這樣的貪贓枉法者作為自己改革的政治盟友，無疑是授反改革的保守、頑固勢力以把柄，成為他們打擊改革派、扼殺改革事業的突破口。萬曆皇帝在沒收了馮保的財產後，懷疑張居正也有大量財寶，“益心豔之”，這也是抄張居正家的重要原因。令人失望的是，從張居正家雖未抄出如萬曆皇帝想象的甚至超過馮保的巨額家產，但畢竟也有大量財富，折價約金銀19.58萬兩，另有良田八萬餘頃。這決不是張居正的區區薪俸所能置辦的，若非貪汙受賄，怎能有如此家底！張居正的個人生活，也很奢侈、糜爛。其父病逝，他奉旨歸葬，坐著32人抬的豪華大轎，吃飯時菜肴過百品，“居正猶以為無下箸處。”（明·焦竑：《玉堂叢話》卷8）甚至大吃海狗腎，“竟以此病亡”（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21）。張屆正的這種腐敗行為，不但給自己抹黑，更重要的是，是給改革事業抹黑。很難設想，一個自身腐敗的改革家能夠把改革事業進行到底。
明朝前期的經濟改革家夏原吉說過一句發人深思的話：“君子不以冥冥墮行”（《明史》卷149）。改革家更不應當稀裏糊塗地自行墮落、腐敗，從而被頑固、腐朽的政治勢力，像“一群陷沙鬼將他先前的光榮和死屍一同拖人爛泥的深淵。”（魯迅：《（且介亭雜文·憶劉半農君》）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說：要看為官清不清，就看宦囊輕不輕。同樣是改革家的北宋範仲淹，位居要津後，若無賓客登門，吃飯僅有一種葷菜。妻兒的衣食，僅能基本自足（《宋史》卷314本傳），他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原則，不是僅僅用以教育別人的，自身就是個“吾道一以貫之”的忠實實行者。北宋的另一位大改革家王安石，生活更十分儉樸，穿著普通服裝，吃著家常便飯，衣服髒了不洗，臉有汙垢未淨，他都無所謂（《宋史》卷327本傳）。守舊派攻擊他是所謂偽，但休想撈到一根王安石貪汙腐化的稻草。前述改革家複原吉也曾蒙冤人獄，被抄家，但除了“自賜鈔外，惟布衣瓦器。”（《明史》卷109本傳）他們的高風亮節，永遠是後世效法的楷模。
本書各章的末尾，都有一節“反貪啟示錄”，總結王朝滅亡的原因，反貪的經驗教訓。如秦漢：“秦漢大帝國，作為中國傳統政治體製走向成熟的開端，無論是輝煌的事功和燦爛的文化，還是繁榮發達的社會經濟，都達到了一個後代王朝長期難以企及的高度……然而，貪汙腐敗的問題就像帝國的孿生姊妹一樣始終隨著帝國的行程。盡管秦漢帝國都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對反貪和澄清吏治進行了較大的努力，也曾取得了相當成就，但卻無法從根本上扼製貪汙腐敗的愈演愈烈，最終導致了吏治崩潰和政權瓦解的悲劇。”如魏晉南北朝：“一個政權的吏治清明與否關係到它的興衰存亡……魏晉南北朝的曆史再次證明了這一真理。”隋唐、兩宋、元、明、清，雖然滅亡的原因：並不完全相同，但是貪汙腐敗，如蟻齧柱，久而久之，柱朽如渣，華屋遂轟然倒坍。王朝初年狠抓反貪鬥爭。王朝中葉後反貪鬥爭漸漸有名無實王朝末年貪汙腐敗猖獗，民不聊生，王朝滅亡“新”王朝初年狠抓反貪鬥爭。“新”王朝中葉後……成了走不出的輪回。這樣的周期率，正是曆代王朝興亡周期率的主要表現形式。今天，我們已進入21世紀，總結曆代反貪鬥爭的成敗得失，把反對貪汙腐敗的鬥爭進行到底，走出輪回，這是炎黃子孫的神聖使命。曆史的警鍾在長鳴！
王春瑜
2000年2月26日於京南老牛堂。（這是拙編《中國反貪史》（上、下冊）序言。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