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現象常常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例如，南宋也有一個四人幫：以臭名昭著的漢奸賣國賊秦檜為首，再加上其妻王氏、萬俟離、張俊。這個四人幫並非由誰欽定，而是人民群眾自發的定讞。據史料記載，杭州西湖嶽飛墓前，從明朝成化年間開始，塑有秦檜夫婦的銅質跪像，正德八年（1513年），又加鑄萬俟萵，不久就被痛恨賣國賊的遊人撻碎，後重鑄，再增加秦檜的死黨張俊像，四人都是雙手反接，跪於丹墀，但“遊人椎擊益狠，四首齊落”，於是改用鐵鑄。以後屢毀重塑，直至“文化大革命”時被砸爛，粉碎“四人幫”後再塑，秦檜等八百年前的四人幫，依然年年月月、朝朝暮暮，在民族英雄嶽飛的墓前長跪不起，遭到世人的唾罵。
我曾多次去西湖憑吊嶽飛墓。猶憶第一次見到秦檜等四人幫的跪像，內心深處，厭惡至極；但是，我並未隨著某些遊人，朝這四個醜類身上吐口水，甚至扔石子。“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佞臣”。嶽墳前的這副名聯，實在發人深思。遙憶童年，我在讀小學時，就看過小說《精忠說嶽》，覺得是奸臣秦檜蒙蔽了皇帝宋高宗這個昏君，害死了一代忠良、抗金英雄嶽飛，真恨不能對秦檜食其肉，寢其皮；上初中後，我寫的第一篇作文，就是寫的嶽飛是我最崇拜的英雄，對害死嶽飛的罪魁禍首秦檜，嚴詞痛斥，從而受到先師葛葵先生的表揚。但是，50年代，我在複旦曆史係求學，讀了文徵明（1470～1559年）的《滿江紅》詞，不禁怦然心動。全詞如下：“拂拭殘碑，敕飛字、依稀堪讀。慨當初，倚飛何重，後來何酷。豈是功成身合死？可憐事去言難贖。最無端，堪恨又堪悲，風波獄。豈不念，封疆蹙？豈不念，徽欽辱？但徽欽既返，此身何屬？千載休談南渡錯，當時自怕中原複。笑區區、一檜亦何能？逢其欲。”文徵明以對南宋曆史深刻的洞察力，一針見血地指出，作為當時主和派頭子的宋高宗，其實最怕嶽飛北伐成功，因為一旦出現這樣勝利的局麵，徽、欽二帝返回中原，宋高宗就會失去皇位，這不是“急煞人也麼哥”？因此，宋高宗是必欲置嶽飛於死地而後快的元凶，秦檜不過是迎合了他的私欲，舉起了殺害嶽飛的屠刀罷了。這個別開生麵的觀點，對我童年時的懵懵，不啻是振聾發聵。但是，我習史的興趣，畢竟在明清，而非宋代，並未沿著文徵明的思路去探索。
轉眼間，四十多年過去，近日喜讀王曾瑜研究員的新著《荒淫無道宋高宗》，不禁又勾起我童年、青年時代的嶽飛情愫。說真的，此書雖長達465頁，我在閱湊時，卻絲亳不敢馬虎。這不僅在於，曾瑜是已經有三百多萬字論著麵世的宋史專家，《嶽飛新專》、《宋朝兵製初探》、《宋朝階級結構》、《金朝軍製》等專著，都是頗有學術成就的力作，而且無論是對曆史還是對現實政治的觀察，他都特別理性。最近，他在《北京觀察》上發表的《腐敗就是今天的國恥、黨恥》一文，雜文家牧惠特地著文介紹，譽為“這是迄今為止所看到的反腐文章中最尖銳的一篇”。我一直認為，一個對曆史缺乏研究的人，很難看清現實世界的神髓，而一個對現實世界稀裏糊塗的人，也很難揭示曆史的真相。曾瑜既以對曆史與現實兩個方麵均能深刻思考見長，他的這部研究宋高宗的新作，能給我們帶來什麼新的啟示呢？即以嶽飛冤獄為例。王曾瑜列舉鐵的事實指出嶽飛蒙冤入獄後，最初負責審訊的製勘院主審官是禦史中丞何鑄，但盡管此人是秦檜心腹，在彈劾嶽飛、排除異己的勾當中，興風作浪，然而，在審訊過程中，當他聽了嶽飛的辯白，並解開衣服，背上露出了深嵌肌膚的四個大字——“精忠報國”後，終於天良發現，便去找秦檜，力辯嶽飛無辜。秦檜給他亮出底牌：“此上意也！”這是秦檜假傳聖旨嗎？非也，正是在宋高宗的批準下，萬俟萵，取代何鑄，喪心病狂地對嶽飛酷刑逼供，而嶽飛寧死不屈，拒絕自誣後，遂通過秦檜上報奏狀，宋高宗隨即下旨，“嶽飛特賜死”！並將其子嶽雲的徒刑也改判死刑，何其毒也！害死嶽飛後，宋高宗和秦檜大肆迫害嶽飛的部下和同情者。宋高宗甚至因為憎恨“嶽”字，居然下令將嶽州改名純州，嶽州的節鎮軍名嶽陽軍改名華容軍。透過這些荒謬行徑的背後，我們不是清楚地看到了如聞齒聲的宋高宗的猙獰嘴臉嗎？如此等等，再加上王曾瑜鉤沉抉微列舉的其他鐵證，殺害嶽飛的罪魁禍首是宋高宗，難道還不是天日昭昭，一清二楚嗎？讀了這本書，我們再重溫文徵明的《滿江紅》，“笑區區、一檜亦何能？逢其欲”，不能不由衷地讚歎：此乃千古絕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