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史學與泡沫聯在一起，不能不是一種悲哀。在我國的曆史長河中，曾經湧現過不少史學大師，提到他們，就意味著坐冷板凳，兩鬢霜，“步步為營”，起早摸黑在史海披沙煉金，雖九死而不悔。惟其如此，他們的作品才當得起“著書壽世”四個大字，並久傳不衰。可時下的某些史學作品，或淺嚐輒止，或自吹自擂，或粗製濫造，或鼠竊狗偷，有的還公然大張旗鼓地宣稱某著作如何橫空出世，驚濤拍岸，但奈何“一聲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成灰”：有的雖未成灰，但化為紙漿，卻是不爭的事實。諸如此類，這不是泡沫史學又是什麼？說真的，作為史學界漸漸垂垂老矣的一員，當我寫下《評泡沫史學》這個題目時，心頭是沉重的。餘豈好評泡沫哉？史家良知猶存，骨鯁在喉，不吐不快也！
作為一種政治、文化現象，“假、大、空”原本是與“占道、西風、瘦馬”一樣久遠的曆史沉滓，在“左”的年代，特別是“文革”中，泛濫成災。以隱射史學為特征的“假、大、空”幫派史學，更使史學領域成了重災區。“四人幫”粉碎後，史學界對“假、大、空”曾經批判過，但流毒遠遠沒有肅清。隨著商品經濟大潮的撲麵而來，某些史學工作者目迷五色、暈頭轉向，導致“假、大、空”去了，又來了！就以“大”來說，中國的百姓曾經為這個字大吃苦頭。《紅樓夢》裏絕頂聰明、一度出任管家婆的風辣子，曾不無感歎地談到學習這個字的深刻體會：“大有大的難處。”可是近幾年來，史學界的某些人士，連沒文化的風姐都不如，一味貪大。史學著作及史料編纂，從幾十萬字、幾百萬字、幾千萬字，甚至上億字，一路向上飆升，儼然坐直升飛機，直薄藍天。超越大就越好嗎？某部通史，夠大的了，但在清朝卷，沒有文化的章、節，難道清王朝的二百多年間，一直是文化沙漠嗎？豈有此理。一套據稱可珍藏傳世、永葆永享的大書，有人對其中某些典籍妄加整理、闡述，說到畫家典故，更是風馬牛不相及也。在前幾年整理史籍、古文今譯的熱潮中，被肢解、歪曲的古籍知多少？無人曉。觀在出書動輒冠以大典、大全、集成之類閃光字眼。但檢瀆之後，往往發現問題成堆。其中的一個原因，是某些在史學冷板凳上屁股還沒坐熱的朋友，如有位史家所形容的那樣，“學問不大，能量很大，膽子更大”。居然出現了所謂“野戰軍”、“兵團”，在一個月甚至一周內攻克一座城堡，也就是編成一部書，甚至幾部大書。無怪乎有人戲日：奠道史學炮聲隆，批量生產毛毛蟲。毛毛蟲生命的短促，是盡人皆知的。
清原諒我對史學界某些青年學人缺乏“溫柔敦厚之旨”，說句公道話，某些已不年輕，甚至比我還年長的史學家，包括名聲像滾雪球般越滾越大的著名曆史學家，與史學泡沫又何嚐脫得了幹係？有的剛過五旬的史家，本來基礎甚好，論文、著作，都呈上升勢頭。但近幾年，隨著當了教授、研究員，當上博導、學官之類，竟雖過知命年，卻不知“今夕是何年”。有的所寫學術論文，浮光掠影。被行家譏為“武功已廢”；有的點校古籍，居然從錯誤百出竿頭又高升一大步，成了錯誤千出，打破了古籍整理中的荒謬記錄。何以如此？一個重要原因，是對學術史未真正下過功夫。如《儀禮》，當年的大儒韓愈，即“苦《儀禮》難淒”，況後生小於乎。以是放，清代嘉道時著名學者梁章钜，年輕時即喜讀《儀禮》，潛研其中，“大作讀《儀禮》之想，偶輯成《儀節本》四卷……偶以示同年老友王陸亭廣文大經，則以為中多疏舛，不足以示後學，於是又毀其稿，而自知其困苦難成也。”（《歸田瑣記》卷六）曾國藩，亦大儒也。但瀆其《求闕齋日記類鈔》雲“炳燭之明，始濱此經”可知，他隻到晚年，才開始讀《儀禮》。有學者對此恭維日“名臣之不自諱如此，胸襟究與常人有別，讀者當知其故矣”（《萇楚齋五筆》卷七）。這自然是跌詞。其實，“其故”無它，《儀禮》這塊硬骨頭，不好啃也。也惟其如此，近代著名學者、對經學有很高造詣的王閻運，雖然“最精《儀禮》之學，平生不談《儀禮》，人有以《儀禮》問者，王日：未嚐學問也。黃季剛日：王壬老（按：王閩運字壬秋，故稱壬老）善匿其所長，如拳棒教師，留下最後一手。”（劉禺生：《世載堂雜憶》第291頁）而有人顯然是低估了治《儀禮》之艱難，率而操觚，怎能不一敗塗地？這裏，我願坦露心跡：我曾經兩度恭聽經學史專家周予同教授的《中國經學史》課程，也曾參加他主編的《中國曆史文選》上冊注釋工作，自問對經學尚略知一二，但要是有人敦請我點校《儀禮》，打死我也不敢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