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都市來說，人口密度大，廁所的有無、好壞，關係著市民的健康，同時，也維係著觀瞻；從這個意義上說，廁所實在是都市文明的重要窗口。從曆史上看，明清時的都城北京，廁所極少，幾乎是滿街狼藉，臭氣逼人。明人謝肇涮的《五雜俎》卷三謂：“今大江以北，人家不複作廁矣……京師則停溝中，俟春雨後發之，暴日中，其穢氣不可近，人暴觸之輒病。”在該書的卷二，謝氏更直接指出：“京師住宅既逼窄無餘地，市上又多糞穢……故虐痢瘟疫相仍不絕，”明末作家王恩任，曾寫《坑廁賦》，副標題是“雖廁亦屋，雖廁亦清，惟越所有”。在感歎之餘，描寫京城無廁之苫遭：“愁京邸街巷作溷，每昧爽而攬衣。不難隨地宴享，極苫無處起居，光訪優穆，或內逼而不可待，裨湛謀野，又路遠莫致之……”（《文飯小品》卷一）真是惟妙惟肖。明代的幽默大師陳鐸，常居京師，編過一本滑稽月令，在“二月”。極盡嘲諷京城太髒之能事：“是月也，壁虱出溝中，臭氣上騰，妓靴化為鞋。”（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三）讀來真讓人忍俊不禁。清代的北京，在這方麵，雖略有改進，但仍然問題嚴重，嘉慶時闕名的《燕京雜記》，曾寫道：“京師溷藩，入者必酬以一錢，故道中人率便溺，婦女輩複傾溺器於當衢……以故重汙疊穢，觸處皆聞。”“便溺於通衢者，即婦女過之，了無怍容，煞是怪事。”如此肮髒，與堂堂京城的身份，是太不相稱了！名城開封的髒、亂，也相當出名，而江南的紹興、鎮江、吳淞等城、鎮的廁所，則比較幹淨。
坑廁既然與人類的社會生活關係密切，乜就必然會影響到政治、經濟、文化。漢代呂後殘酷迫害戚夫人，將她焊眼、耳，飲以疳藥，砍掉手足，“使居廁中，命日人彘”的故事，是盡人皆知的。而趙襄子如廁執豫讓、漢高祖劉邦在鴻門宴上如廁召樊噲等史實，更是人們津津樂道的掌故。參加過辛亥革命的李六如之先生，在所著《六十年變遷》中，曾記述北伐軍將領在行軍途中，每天早晨在上馬桶時，順便討論軍政大計，被譽為“馬桶會議”，成了北伐史上的佳話，北宋的大文豪歐陽修曾對人說過：“餘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廁上也”（《歸田錄》卷二）顯然，歐陽公晨起如廁際，即文章構思時也。坑廁還是某些文士即興創作的場所，清初文學家王士禎撰《池北偶談》卷十五載：“世傳夏忠靖公奉使江南，與給事張某共事，一日張登廁，公戲之日：解衣脫冕而行，給事給事。（急，給音同）張應聲曰：棄甲曳兵而走，尚書尚書。（尚書、常輸音同）”應當說，這副對聯是對得很巧妙的。這則故事與宋人《墨莊漫錄》張燾、趙九齡等的成對，很相似，存而不論可也。二十多年前，筆者在上海有幸與前年冬天謝世的唐詩專家馬茂元教授，成了二牛棚同寅，一起勞改，挖防空洞。某日休息時。他告訴我：昔有二文入登廁時，論唐詩，以口占五言形容唐初、盛唐、晚唐詩之風格，詩需以如廁起興、比賦。結果一人日：“大風吹屁股，冷氣逼肛門”，以此描摹初唐的博大、雄渾；另一人則曰：盛唐詩風深沉，恰似“飯直尿流急，坑深屎到遲”。而形容晚唐詩風的兩句，茂元先生忘了，真是可惜。更遺憾的是，當時我沒有問馬先生這則掌故的出處，現在山陽聞笛，是欲問不能了，為之黯然，倘蒙海內博雅君子告我，則幸甚。走筆至此，不禁想起宋代文豪蘇東坡有關廁所的故事。東坡與和尚佛印友情深篤，時相往來，一日去訪佛印，語言酬答，不覺坐久，忽然感到要去廁所，且甚急，拔腳就走。有一位行者見狀，便隨後送些茅紙給東坡、東坡喜其會事，次日以一本度牒舍與披剃，全寺僧人先是大驚。後來才知道這是因為他給東坡送茅紙有功也。不久東坡又訪佛印，因而再去廁所。眾行者喧哄相爭，各將茅紙進前。東坡在廁內聽到外麵人聲嘈雜，遂問其故，左右以實對，東坡哈哈大笑說：“行者們自去腹上增修字（原注：以福字代腹宇），不可專靠那屙屎處。”（蘇軾：《問答錄》。《寶顏堂秘笈》普集第二）東坡這番話，對那些一窩蜂爭著拍馬、捧臀者，不啻是當頭棒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