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的教學內容，相當貧乏。以明代而論，萬曆以後，世人急功近利，將課程簡單化，史載：“塗抹《四書》，凡國外注全塗抹，其正注《學》、《庸》十塗一二，《論》、《盂》十塗四六。嗟乎，若當二祖朝，此等人服上刑奚疑。所以然者，末世人不善教子，急於進取，故妄為簡省而不顧。”（明，李樂：《見聞雜記》卷8）一般村墊，不過教授《百家姓》、《千字文》、《龍文鞭影》、《四書》之類；而凡經書，則僅知片言隻語，不解文義，全靠死背硬記，無怪乎有“讀《中庸），屁股打的鮮紅”之說。清中葉海昌文人郭臣堯，曾有《村學》詩謂：“一陣烏鴉噪晚風，諸徒齊逞好喉嚨。趙錢孫李周吳鄭，天地玄黃宇宙洪。《千字文》完翻《鑒略》，《百家姓》畢理《神童》。就中有個超群者，一日三行讀《大》、《中》。”（《兩般秋雨庵隨筆》卷4）這對古代私塾所學課程，是頗形象、幽默的概括。很多私塾並非日日上課，村塾適應農村耕作情形，農忙時放假。清道光時上海學者胡式鈺謂：“今村塾中農家童豎，什什伍伍，成群聚讀，每至四五月、八九月耕獲忙時，往往在家守望門戶。”（《竇存》卷3）其實，又豈止守望門戶？家境貧寒者，自小即隨父兄田間耕作。筆者兒時雖發蒙即讀的小學，但三夏、三秋大忙季節，學校秉承私塾遺風，即放假半月，從拾穗始，漸次插秧、割稻、挑穀擔等，無所不為矣。尤憶民國三十四年，家鄉先旱後淹，筆者時年方九歲，即與兄嫂踩水車排水，烈日下汗淋如雨，暴曬數日，身上即脫了一層皮，宛如蛇蛻。回首當年，仿佛昨日事，令我感喟不已。
塾師的文化水平，固然參差不齊，間亦有才華橫溢、學富五車者在。但多數人甚平平，甚至有些人不僅迂腐，而且錯別字連天，此輩授徒，隻能是謬種流傳，誤人子弟。明代嘉靖時田汝成輯撰《西湖遊覽誌餘》卷25載謂：“曹元寵《題村學圖》雲：此老方捫蟲，眾雛爭附火，想當訓誨間，都都平丈我。語雖調笑，而曲盡社師之狀。杭諺言：社師讀《論語》鬱鬱乎文哉，訛為都都平丈我。委巷之童，習而不悟。一日，宿儒到社中，為正其訛，學童皆駭散。詩人為之語日：都都平丈我，學生滿堂坐。鬱鬱乎文哉，學生都不來。曹詩盡取此也。”瀆來令人發噱。當然，這是極個別的典型例子，倘若多數塾師水平都如此庸劣，恐怕私塾也就早關門大吉了。西哲黑格爾有言：人與人相差，甚於人與猿之差。塾師人數眾多，免不了有怪傑，教學方法與常人迥異。清代嘉慶年間的南京塾師胡心齋先生，“生平不吸煙、不飲酒，而獨健飯，每餐必四碗，嚐論諸弟子曰：汝曹有誌讀書，必先學擴充飯量，能吃得，方能讀得。昔盧抱經先生從學於桑弢甫先生，先生有學約日：放開肚皮吃飯，打起精神讀書。來學者每餐不能吃四五碗飯者不納。”（清·甘熙：《白下瑣言》卷9）不過，用這種奇特方法培養出來的學生，除了《抱經堂文集》的著者盧文弨外，餘者恐多為飯桶而已；也許，這是不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
塾師的辛茹令人心酸
塾師的待遇很低，過著清苦、寂寞的生活。明中葉江南太倉有位叫沈質的塾師，家徒四壁，一夕寒不成寐，穿窬者穿其壁。沈質知之，口占雲：“風寒月黑夜迢迢，辜負勞心此一遭。隻有破書三四束，也堪將去教兒曹。”穿壁者一笑而去。（明·陸容撰《菽園雜誌》卷2）看來，沈質家除了幾本破書外，別無其它值錢之物。而明代嘉靖年間江南一位姓王的塾師所作近千字的長詩《屈屈歌》，則寫盡了塾師的辛茹：“屈屈複屈屈，仰天難訴乖造物。一初心隻說教書好，誰知教書無了期……今年已去複明年，寒氈冷凳俱坐穿。寂寞一飯小窗下，冷落三杯孤燈前……先牛雖讀萬卷書，一字不堪療饑腹。物薄禮微為束惰，受他便作無罪因……高堂白發缺甘旨，貧賤糟糠歌扊廖。白雲滿目雁南飛，落日青山啼子規……”（明·餘永轔著：《北窗瑣語》）教書先生竟成了“無罪囚”，這是多麼令人心酸。晚明“厚嫁女而薄延塾師”（明薛岡《天爵堂隨筆》卷3），成為一些地方的社會風氣，塾師的命運也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從宋曆明清乃至近代，私塾如此簡陋，教學如此淺鄙，塾水平如此低下，其待遇及社會地位又是如此之低，我國基礎教育的水準，欲提高又安可得乎？明乎此，近三百年來，較諸西方，我國日益落後，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台灣《中央日報》1991年8月8日“長河”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