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海澄
8月8日（長河》有一篇村予先生的談塾師辛酸的文章，雖然村予先生說自己沒有在家塾或私塾土過學，但他根據古籍，把塾師所處的環境，所受的待遇，以及教學的情形，說得非常透徹，的確是一篇難得的好文章。
我比村予先生虛長幾歲，曾經在私塾念過書，雖然時間不長，但在我的記憶裏，印象卻是極其深刻的。
我的私塾老師是劉卓如先生，他有個外號叫劉捐班兒。滿清時代，對那些不是正途出身，而是花錢買官做的人，別人就說他是“捐班兒”，這稱呼是含有輕蔑意味的。劉先生是不是在滿清時代買過官做，我不清楚，反正學生們背地裏都這樣稱呼他。前年我返鄉探親時，我堂弟告訴我，他也在劉先生那兒念過書。他把劉先生仍然叫敞“劉捐班兒”，如果不是小孩們都在麵前，我真要罵他：“都當祖父的人了，怎麼對先生的稱呼這麼沒有禮貌！”
我小時候，常聽老人們說：“窮不習武，富不教書”。因為習武，既要時間，也要金錢，窮光蛋吃飯要緊，當然不會餓著肚皮去舞槍弄棒。至於“富不教書”，現在看來固然不對，但是用這句話來看當時的劉卓如先生，卻百分之百正確。
盡管從外表上看，劉先生常年穿著一件毛藍布舊長袍、青馬褂，一頇瓜皮帽，一副老花眼鏡，再加上即使在街上行走時，手裏也離不了的銅水煙袋，斯斯文文的，不像窮人。其實，劉先生同劉師母兩位老人，沒有兒女，也沒有產業，房子是租來的。那年頭，沒有所謂社會救濟這一類的機構，老兩口僅靠劉先生賺的微薄束倚過日子，淒涼晚景，可以想見！
我受教於劉卓如先生，一共有兩次。第一次是民國二十五年，我剛從基督教的私立美道初級小學畢業，便同鄰居孩子，去黃家祠從劉先生讀私塾。我這辜海澄的“澄”字，本來是成功的“成”，劉先生認為不好，入學的第一天，就把它改為澄清的“澄”，我也就一直沿用到現在。
當時，別的孩子都在讀《三字經》、《百家姓》，或《四書五經》之類的書，我母親不識字，竟替我買了一本《古文評注》。雖然我僅是十歲左右的孩子，劉先生卻認為既然是初小畢業，程度應該不錯，所以不說什麼，就開始從“鄭伯克段於鄢”教我。他念一句，我跟一句。念不到二十句，停下來，再重頭念。三遍過後，他用一張折成四疊的白紙，寫上月日及進度，放在書裏麵，要我回座位，自己念，準備明天“背熟書”後再往下教。到我考入中心小學高級部離開時，一共選讀了三四篇文章；都是背誦，沒有講解。
這一次的時間雖然短短不到兩個月，但對我的影響卻很大。除前述把我名字中的“成”字改為“澄”字，另外則是當時劉先生於每天下午放學之前，要對一些程度比較好的大孩子講《東周列國誌》，我喜歡聽故事，也就混在那些大孩子裏麵，每天聽。
從此以後，引起了我對小說的興趣，不僅要母親買給我，而且凡是遇及熟人家中有小說的，不管是曆史章回小說，或武俠小說，我都死纏著借來看，以後連《夜雨秋燈錄》、《夜譚隨錄》、《子不語》……等，我也讀得津津有味，雖然書中的內容我並不十分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