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有所顧慮。
母親在來本縣前，曾在鄰縣工作過，20多歲就是有名的醫生，還是最年輕的醫務所所長，是單位重點培養的幹部。父親是紅人、剛從朝鮮回來，醫術又好，領導就想將我媽媽調過來。而母親單位那邊也知道父親的情況，竭力想將母親留下來，讓父親調過去，最後由領導出麵協調，考慮家裏還有老人要照顧的原因，決定還是母親調動為好。
母親的為人和醫術口碑都非常好，總有人來看望媽媽。後來，母親因為父親的緣故受到牽連丟掉公職，鄰縣那邊的人總是歎息，說如果不回來就好了，並說這邊的人不厚道。
母親十分要強，她不想讓原來的同事、領導知道自己困難的處境，所以對於要到大街上寫對聯、賣年畫，開始時她真的很有顧慮。對門的叔叔就說：你拿個凳子先坐在後麵，幫我寫寫就行。我來守攤子，見到鄰縣那邊來的人就說是來買對聯的。賺的錢一人一半。母親告訴我們：其實對門叔叔的毛筆字也寫得很好，根本就不用媽媽幫忙，他這是在變相幫助我們！
母親答應後，開始時很是放不開，但過了兩天，就放開了。
春節前，正是氣候最冷的時候。我們將自己家的門板卸下來抬到街上，用兩個凳子支起來，鋪上筆、墨、硯、紅紙、擺一本日曆、一摞年畫。顧客在裏麵挑對聯，叔叔、媽媽就負責寫，臉吹紅了、手凍僵了、連飯送過來都是冷的，可想到等賣到大年三十中午，我們就可以有錢買些肉、菜、布料回家過除夕夜了，心裏又覺得暖融融的；賣不完的對聯、年畫自己家貼；布料就讓叔叔家的嬸嬸晚上加班裁剪，往往要等到淩晨一、二點，兩家孩子的衣服才做完。我們洗完澡，穿上新衣服，別提多幸福了，晚上睡覺都舍不得脫下，媽媽一直說，那時窮人的感情最真、最純，我們家幫了很多人，很多人也幫了我們家。
母親是有名的小兒科醫生，可因為文革的原因，被停職在家，有些小孩病了久治不愈，家長就在晚上以串門的名義偷偷來找母親求醫問藥，父母親重人情不肯收費。病人的家屬過意不去，就送些罐頭、雞蛋、糍耙等物品給我們。那時鎮上的醫療條件很差，醫術高的人又少，人有了病常常拖著，小病好了，大病就丟命，一個家庭生八、九個孩子能活下來的隻有五、六個，死亡率特別高。經母親救活的孩子不下幾十個，有的甚至還是被醫院判了死刑的。這些人中有的還認了母親做幹娘，直到現在還與我家保持著親密關係。
人們都說那時幸虧有我母親，能夠像家庭保健醫生一樣，隨時隨地解決一大堆問題，大家才少受很多疾病的困擾。
母親賣春聯有什麼丟麵子的？是社會現實逼著一個有專長的醫生去賣對聯，要怪也隻能怪當年那些當道的豺狼們啊！
鄧小平上台以後，我們家的情況才徹底改觀，母親在家開了診所。剛開始開私立診所很受排斥，動輒就有人來找麻煩，像豺狼一樣，而且多數是管理部門的人。因為母親有文化，為人厚道、醫術又好，很多人都站在媽媽一邊、支持她。經過多次較量，想找麻煩的人也盡量不惹媽媽了。即使不得已收繳了母親的器械和藥品，他們也暗示媽媽給他們留麵子，私下再還給我們。
母親的這段經曆讓我從小就明白了生活的艱辛，從而也讓我懂事比別的孩子早，學習成績不用說，承擔家務能力不用說，自立能力也不用說；讓我們懂得了怎樣學習生存的經驗，知道怎樣與人打交道，知道怎樣不受人欺負，怎樣大膽地去搶抓一點點機會。
3.我的出生救了父親的命
在父親生死抉擇的那一天我來到了人世。
我出生在一個杏林世家，父親是部隊的軍醫，參加過解放戰爭、貴州剿匪戰役和朝鮮上甘嶺戰役。母親是祖傳醫生世家，生我時已經是醫務所的所長。1966年正是文化大革命才開始的年代，當時社會上所有的正常工作秩序已被全部被打亂，人們都忙於上街遊行、造反，醫院裏的病人根本得不到及時的醫治，為此，在一次大會上父親提意見說：“中國革命是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好的，但醫生的天職是救死扶傷，我們不能因為搞文化大革命而耽誤對病人的治療……”
16歲就參加革命，並在黨的培養下成長起來的父親，發表了這些極跟不上社會形勢的言論。醫院黨委和造反派頭頭多次找父親談話，希望能及時糾正他當時的“錯誤”思想，並逼迫父親寫檢討。被逼違心寫的檢討，怎麼可能有什麼高度？可想而知多次檢討都不能通過。父親整夜整夜地麵對紙、筆，像困獸般地煩躁、痛苦、不解。剛直而又倔強的父親不但沒有及時被他們“幫教”過來，反而在無數次的幫教中犯下更為嚴重的錯誤——要求退黨！
父親說：“現在的我已經不理解國家的形勢，跟不上黨的思想了，如果將來能跟上，我依舊希望接受黨的考驗，重寫入黨申請書……”無論怎麼勸阻，他堅決寫了退黨申請，堅決要求辦理退黨手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