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忠誠是敢於冒死直諫的精神，沒有私心的品質，好好的磨礪自己，去做一個忠誠的人吧——忠於家庭，終於事業，忠於社會的人。
如果不能忠於某些目標，那麼在你的日常生活中便不會精力集中；你一向真誠，堅持原則，你就會得到別人的尊重，真正的忠誠，不是消極的，而是積極的，是根據自己崇高的目標獻出全心全意的真誠。
要有正確的價值觀
公元前314年，秦惠文王欲發兵攻齊，因齊楚結盟而不能如願。於是，秦王即派張儀赴楚遊說，以“離齊楚之黨。”張儀入楚，得知楚懷王的寵臣靳尚，“在王左右，言無不從”。於是先以重賄於靳尚，然後去見懷王。張儀說，秦王派我來與貴國交好，可惜大王卻與齊國通好，若大王與齊絕交，秦王願把商於之地600裏獻給楚國。貪利的楚懷王一聽便動了心，他高興地對張儀說：“秦肯還楚故地，寡人何愛於齊?”此事遭到大臣陳軫的極力反對，已得利的靳尚卻為之辯護說：“不絕齊，秦肯與我地乎?”楚懷王遂以相印授張儀，並賜其良馬、黃金。之後就與齊斷交，同時派使臣隨張儀去秦國接受商於之地。張儀回秦都鹹陽後，稱病不出，等到離間齊楚之目的達到後，便向楚臣道出他的騙局，說獻給楚王的土地是6裏而不是600裏。楚懷王因此而惱羞成怒，於公元前 312年派10萬大兵攻打秦國，結果兵敗將亡，丟失楚地600裏，真可謂，偷雞不成蝕把米，貪利不得反失利。
《軍讖》曰：“香餌之下，必有懸魚。”軍事作戰的雙方，無不是為利而戰，也就容易為利所惑。而指揮戰爭，以謀取利，可以說是廣大指揮員所共有的主觀願望。正如《兵經百篇?法篇》所雲：“行兵用智，必相其利。”但利與害總是密切相連的，“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因此，辯證地看待利害，權衡利弊，趨利避害，既是每個指揮員必須經常把握的問題，更是決策者選擇手段時應該把握的基本原則。一個優秀的政治家必須把握全局，對每一個軍事行動都應兼顧利弊，在利思弊，在害思利，始終處於主動地位，而那些楚懷王式的貪利之徒，見利忘義，必然為利所惑。成為“貪餌之懸魚。”以利誘之，使其就範，也是重要的政治謀略之一。古往今來，不乏其例。利令智昏，必然亂謀，從而上當受騙。
金錢的萬能論在今天似乎廣為稱道。但是，那些推崇這種觀點的人，是否意識到了這樣的一個問題，人來到這個世界上不是光為了金錢。過分的注重金錢，最終將會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擺正個人對金錢的追求的態度，“金錢不是萬能的”，至少金錢不能買到親情。再者，就是不要利令智昏，耽誤了自己的大好前途。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和價值觀，正確的對待利益和誘惑，才能正身修性。
不要貪圖功利
一個人如不徹底除掉功利思想，即使他能輕視富貴榮華而甘願過清苦的生活，最後仍然無法逃避名利的誘惑。下麵這個故事就講了這樣的道理。警戒世人，多行不義必自斃。
審石擒凶手的故事，是包拯做定遠縣縣令時留下的。某日，包大人微服私訪，路經一處山崗時，忽然看見不遠處的草叢上方蒼蠅亂飛，山風中夾雜了一股惡臭的血腥味，迎麵撲了過來，嗆得包拯一行喘不過氣，他們嘔吐了一陣後，包拯令衙吏前去察看。
衙吏看過稟報：草叢裏有一具男屍，身體已經腐爛，麵目全非。背上壓著塊大青石板，肩上還搭一馬褡褳子，內有木製的“宋記”印戳。包拯斷定，死者是個收賣粗大布的商人。他命人找來地保查問，此地根本沒有姓宋的販布商人。於是，包拯又斷定，這是一起謀財害命的案子。那麼殺人犯又是誰呢?
包拯返回縣府後，經過反複推敲，連夜趕寫了一則布告，一早便命人貼了出去。布告說：要在大堂之上審石板。此言一出驚四座，許多人圍住布告議論紛紛，說包大人怎麼做這種稀奇古怪的事呢?但又捺不住好奇心，所以開堂不一會兒人就圍得水泄不通了。大堂中央果然放著一塊青石板，包大人一瞼正色，斷然喝道：“大膽石板，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謀財害命!真是目無國法，來呀!給我狠打40大板!”差役果真揚起板子，狠狠地朝石板打去——“劈劈啪啪”震得差役隻喊手痛。眾人見狀，禁不住笑了起來。包拯斥責道：“本縣斷案，大堂上理應肅靜，你們竟敢喧嘩公堂!該當何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