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建設是一個涉及千家萬戶、影響當下並遠及後世的重要工作，是一個龐大複雜的係統性工程。
從文化結構劃分而區別開來的物質文化、製度文化、思想文化、行為文化，從社會地位和功能影響的角度劃分出來的主流文化、亞文化，從現代學科門類角度劃分出來的政治文化、經濟文化、行政文化、法律文化，從部門（行業）管理角度劃分出來的校園文化、軍營文化、檢察文化、公安文化、海關文化，從文化大傳統與小傳統理念劃分出來的嶺南文化、中原文化、吳越文化、荊楚文化、巴蜀文化、三晉文化之類的地域文化，等等，都是文化建設需要重視的方方麵麵。
而從作為民族文化核心或者根本的方麵來看，價值係統特別是其中的精神氣質之類的“深層”結構的文化，顯然首先應當受到精心培育。
同時，從現代化的社會管理意識出發，從文化民生著眼，用進步文化引導社會發展，在全社會營造濃厚的文化氛圍，建設精神家園，創造良好的社會人文環境，建立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務體係，不僅是文化建設的當下追求，而且是澤被後世的宏偉願景。
答《南方日報》記者問記者：不久前北京市公布了“北京精神”，內涵包括“愛國、創新、包容、厚德”等方麵，而廣東省也提出要著重提煉“廣東精神”，你認為“廣東精神”應包含哪些內涵？
李宗桂：“廣東精神”的內涵主要是立足於當代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發展的實踐而體現出來的精神，當然也包含了傳統嶺南文化的精神，但並不是簡單地回到傳統，而要張揚當代嶺南文化精神。
“廣東精神”應該是與省委書記汪洋講的時代文化精神相一致的，它是改革開放時代的精神，但不是一種單純意識形態宣教式的精神，而是精神激勵、文化關懷、人文引導方麵的精神。
它包括解放思想，改革創新，敢為人先，開放兼容等等，這也是當代中國的時代精神。
記者：現在廣東向全社會開展提煉“廣東精神”的征集活動，號召市民參與，也有人說“廣東精神”的內涵應該由專家學者來討論和定義，對此你怎麼看？如何做到程序科學，最後提煉出的“廣東精神”獲得社會廣泛認同，對此您有什麼建議？
李宗桂：這二者是並行不悖的，應該同時進行。
單純由專家來定義，容易過於理論化和玄虛化，在傳播上不容易得到大眾的認同，廣泛性、普及型不夠；但過於放任地純粹由民眾來定義也有問題，每一個單獨的民眾未必了解、未必能夠把握廣東整個社會經濟文化的情況、廣東與全國以及與世界的關係，理論性、宏觀性、指導性、前瞻性可能不夠。
一定要有專門的專家課題組進行研究，並在廣泛征求民眾意見的基礎上，進行總結提煉。
新時代的廣東精神的準確概括應該是群眾參與、專家學者研究相結合的產物。
記者：你曾經提出廣東是改革開放以來思想解放的前沿陣地，你認為改革開放後廣東思想的先進性體現在哪些方麵？
李宗桂：廣東是當代中國新文化精神的生長地、滋養地，是中國傳統文化精神轉型和創新的試驗田。
廣東思想文化的先進性最主要體現在敢於解放思想，改革創新，既不拘泥於傳統，也不拘泥於現實，怎麼有利怎麼幹，這方麵它完全和鄧小平理論相一致。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怎麼有利於增強綜合國力，怎麼有利於提升廣東人民的生活，就怎麼去做。
從實踐角度來講，廣東也是走在全國前列的，辦深圳特區就是由廣東開始的。
廣東敢於麵對實際，打破舊有體製的束縛，重視實際，敢為人先，不務虛名，不空談政治，這是廣東思想的先進性的體現。
不僅如此，廣東還非常重視民生，經濟發展起來之後，廣東很多地區的政府逐漸把民眾創造的社會財富用於提高民眾的生活水平。
比如廣州的白雲山，這是當年市政府用財政開辟出來的公共文化設施，這就是我們今天說的“文化惠民”，重視民生包括文化的民生，廣東還是有示範性的。
記者：你曾經提出廣東要在全國維持文化領先地位，在思想文化方麵也要轉型升級，怎麼做到這一點？
李宗桂：改革開放這麼多年，廣東在思想文化方麵有很多成功經驗，但總結、提煉、宣傳得不夠，沒有在全國獲得它本身應有的地位。
廣東要在全國領先，根本點還是要繼續解放思想，改革創新。
廣東成為經濟大省、經濟強省以後，從官方到民間有種沾沾自喜的情緒，這樣會影響自己進步。
前兩年汪洋提出解放思想、轉型升級，相當一部分人不理解，現在來看，汪洋是走在了全國的前麵。
廣東不能停留於過去的發展思路，要進一步堅持改革創新。
另外，我們要對思想上的薄弱點進行彌補。
廣東文化的重要特點是務實，缺點是過於務實，急功近利，隻重實用，不重基礎，這對廣東長遠的發展是不利的。
廣東要重視實際，又不要過於急功近利，既要有所創新，又要及時宣傳推廣，還有就是對於虛驕之氣要有所糾正和消解。
近年有個不好的現象，就是我們某些人不能接受別人對廣東的批評，一批評就不高興，這是需要糾正的。
要想領先，要想創新和轉型升級，就要“揚長補短”。
記者：“精神”是一個比較“虛”的話題，你認為要怎麼避免對“廣東精神”的空談，而是把它與廣東的實際情況結合，變成廣東社會發展的真正動力？
李宗桂：要避免空談，首先要在“廣東精神”的討論和提煉中發動全社會來參加，廣大民眾特別是知識分子群體和公務員群體要參與進來，發動大家對這個問題進行切實的認知，讓民眾知道，這是符合廣東實際，有利於廣東人民文化素質整體提高的，而不是為理論而理論，為概括而概括的空泛教條。
要落實“廣東精神”，還要有群體性的載體。
誰來落實？誰來代表？根據實踐，我認為主要是知識分子和公務員群體，還有白領階層，這些群體是我們社會主流價值觀的標杆，他們能引導社會風尚，把“廣東精神”變為社會發展的動力。
同時，也要發動廣大的工人農民，包括廣東幾千萬的外來工，讓他們認可“廣東精神”。
隻要在廣東這塊土地上工作、生活的人，都是“廣東精神”的創造者、享受者、推動者、實踐者。
記者：你認為提煉“廣東精神”對當下廣東有何意義？
李宗桂：這對廣東文化強省的建設有直接的推動作用。
如果把“廣東精神”的提煉做好了，對於凸顯廣東文化價值，廣東文化建設的健康取向是有幫助的，更重要的是對於凝聚人心，推動社會進一步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廣東怎樣建設文化大省這篇專訪是廣東省委宣傳部主辦的《文明導報》雜誌記者鍾健采寫的，時間是2003年3月，發表於2003年該刊第4期。
——答《文明導報》記者問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了加強文化建設，推進文化體製改革的許多新思想、新論斷、新舉措，為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的先進文化指明了方向。
《中共廣東省委關於認真學習貫徹黨的十六大精神的決定》作出了建設文化大省的戰略抉擇，這是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重大戰略構想，意義深遠。
如何認識廣東省的文化現狀？如何理解文化與經濟的相互作用？如何推進文化大省的建設？圍繞這一係列的問題，本刊記者與中山大學李宗桂教授進行了一次探討。
記者（以下簡稱記）：你覺得，廣東建設文化大省的戰略構想，具有哪些內涵？
李宗桂（以下簡稱李）：我覺得，廣東建設與經濟強省相適應的文化大省，是一個重大的戰略舉措，是全麵貫徹黨的十六大精神，提高廣東人民文化素質，保持社會經濟整體協調發展的根本性措施。
同時，堅持和發展先進文化，也是弘揚、培育、創新中華民族精神和廣東文化精神的根本措施。
從內涵上來講，廣東建設文化大省的構想是非常深刻、非常豐富的，既有前瞻性，也有現實性，既有曆史的繼承性，也有很強的超越性，既超越了傳統嶺南文化建設的概念，也超越了前些年停留在表象的外在的文化建設的局限。
今天廣東經濟文化的發展已站在相當高的平台上，以前認為廣東是“文化沙漠”、“會生孩子不會起名字”、“文化北伐”、“珠江文化”、“基圍蝦文化”等等議論，早已不複存在。
如今，你可以指出廣東文化的某些缺點甚至嚴重不足，但你不得不承認，廣東文化確實具有非常先進、非常前衛的特點。
記：有人認為，廣東與上海、江蘇、浙江等省市相比，在人文精神、文化實力和人口素質方麵存在不少差距，你的看法如何？
李：我覺得這個問題不應該把它情緒化，而應該理性化地去認識。
例如，認為廣東全國第一，經濟總量全國第一，因而“老子天下第一”，別的省市都不如我們，這是情緒化；又如，看到了我們廣東的不足，但是把它誇大了，什麼都不如人，不如浙江、上海、江蘇、北京，甚至不如湖南，這也是情緒化。
我覺得，從整體上來講，廣東與上海、浙江、江蘇這些經濟文化先進的省市相比，總體上是各有千秋，因此，應該取長補短，揚長避短，互相學習，共同發展，友好競爭。
廣東商業文明非常發達，人們的實幹精神很強，崇尚實際，不務虛名，不空談政治，也不空談理論，這是非常好的一麵，但是，近些年來滬、江、浙逐漸趕了上來。
籠統地說廣東人文精神不如滬、江、浙等省市，我覺得不夠準確。
從近20年新的人文精神來看，我覺得廣東一點也不輸給上海和江、浙，甚至是領先的。
但是，我們應該看到，滬、江、浙在傳統人文精神方麵的積澱很深厚，國民受教育的平均程度和文化氛圍都比廣東要強，從文化實力方麵來說，廣東確實不如它們。
我記得，《人民日報》曾連續報道，認為江蘇（包括浙江）經濟持續迅速發展，根子在文化，比較早提出了建設文化大省問題。
在人口素質方麵，從動手能力、操作能力（包括怎樣求職）來看，廣東人是比較強的，但是廣東人過於實際，缺乏長遠眼光，例如，20多年前，珠江三角洲很多當地青年初中畢業就到外資企業工作掙錢，不太注重學習深造。
而滬、江、浙一帶很注重技工的職業培訓，工廠布局與當地環境非常協調，這些都很值得廣東學習。
記：文化建設是一項極其複雜的社會係統工程，你覺得，廣東建設文化大省有哪些優勢和不足？
李：我很同意你的看法，建設文化大省是一項非常複雜的浩大的社會係統工程，任務非常艱巨。
我覺得，廣東建設文化大省，有六個方麵重要的乃至是獨特的優勢：一是廣東經濟發展已達到相當高的平台，完全有經濟實力建設文化大省；二是廣東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外來的資金、文化、科技帶來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等方麵的衝擊和影響很大；三是廣東有毗鄰港澳的地緣優勢；四是廣東已形成敢為人先的穩定的優秀傳統；五是廣東海外華僑眾多，有利於世界先進文化在廣東加速傳播，也有利於廣東新文化、新風尚走向世界；六是廣東全省上下已形成共識，發展才是硬道理，光有強大的經濟不行，還要有繁榮的文化和良好的人文、社會和自然環境。
相比而言，廣東也有一些不足：一是部分幹部群眾過於實際、過於注重實惠，太重視眼前利益，缺乏長遠眼光；二是廣東文化積澱不夠深厚；三是廣東文化轉化、創新的能力不夠強；四是廣東經濟發展不平衡，文化發展也不平衡，越是經濟欠發達的地方，文化發展越不受重視；五是一方麵廣東原有的文化設施不夠先進、不夠完善、不夠普遍，另一方麵已有的先進文化設施很多沒有發揮功能（高檔的演出場所上演低級庸俗的節目就是例子），文化機製也不夠健全；六是一些地方領導幹部對文化的價值、功能和作用缺乏正確的認識，覺得文化的效益要很長時間才能體現出來，和自己任期內的“政績”掛不上鉤，不如花錢多搞一些“麵子工程”。
記：有人認為，近代以來，廣東有一種“穿堂風”現象，意思是廣東在全國往往最先承接世界文化的影響，開風氣之先，行變革之始，然後向北方擴散，推動全國的變革。
為什麼廣東往往不能讓先進文化在本地長成大樹，結出最好的果實，而北方則後來居上呢？
李：“穿堂風”這個問題有兩重性，一般地看，這個現象是存在的，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廣東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梁、通道，也不見得是壞事。
你不可能把所有的文化的東西，像物質形態的東西一樣把它留住吧（笑）。
洪秀全、康有為、梁啟超都是廣東人，而他們的成就主要是在內地取得的，如果他們僅局限在廣東，絕不可能有這麼大的貢獻。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穿堂風”有一定的合理性。
一些先進文化的東西，到了內地發育得更好，這種現象確實存在，值得我們去研究。
像流行音樂，一些內地歌手在廣東成名後去北京發展，這很正常，因為北京有政治、文化的地緣優勢。
在這個意義上來說，過失不在於廣東本身，廣東應當甘為人梯，甘做橋梁。
像商業文化，就在廣東深深紮下了根，形成了有鮮明地方特色的東西。
所以，對“穿堂風”現象要辯證地看。
記：你認為，嶺南文化有哪些優點和不足？
李：嶺南文化是個傳統概念、曆史概念，它的地域包括廣東、廣西（還包括福建一部分）地區，廣東建設文化大省，應繼承吸收嶺南文化的優秀傳統，創建當代廣東的新文化。
具體來說，嶺南文化的優勢，一是沒有中原文化那樣沉重的包袱，二是崇尚實際，三是有闖勁和開拓精神。
嶺南文化的不足是缺乏長遠的考慮，缺乏遠大理想，過分重視商業，過分重視日常生活問題的解決，而對文化品位的提高相對忽視。
記：國際上有一句名言，“文化是明天的經濟”，你如何理解這個問題？
李：我的理解是：文化是明天的經濟，講的是文化不是立竿見影一樣帶來經濟效益的，不能指望文化馬上帶來商業型的經濟效益，但是文化確實可以帶來經濟效益，它通過人的素質的提高、社會風氣的塑造來產生的影響是漸進的緩慢的，因此，文化帶來的經濟效益是更為長遠的，更為持久的，更為豐厚的。
所以，我們建設文化大省不能為文化而文化，要注意做到文化與經濟的有機結合統一。
記：廣東建設文化大省，當務之急是什麼？
李：我覺得，廣東建設文化大省，當務之急一是建立一種科學的思路，有一個係統的、完善的、可操作性強的文化建設綱領，這需要集思廣益，在省委、省政府的領導下統籌兼顧；二是要有一個強有力的行政工作機構，比如成立省文化工作委員會來統籌；三是要進一步整合文化資源，防止各自為政搞低水平的重複建設；四是充分調動各方麵參與文化大省建設的積極性；五是以文化產業為重心，以商業文明為動力，以大眾文化為基礎，優先發展文化產業；六是要重視文化的基礎研究和文化建設人才的培養，要下決心創辦一個在全國領先的文化建設人才培養基地，比如，可以幫助中山大學成立一個文化學係或文化與傳播研究中心，為廣東文化產業培養既有理論知識又了解廣東實際的複合型文化人才。
記：你認為廣東離文化大省的目標還有多遠？
李：廣東離文化大省的目標還有多遠，這個問題我還真不好說（笑）。
我覺得，廣東建設文化大省還有相當艱苦的路要走，難度要遠大於經濟強省建設，因此，需要全省上下同心同德，齊心協力把它做好！
深圳應當努力建設“家園文化”，
成為當代中國新型人文精神的創造地這篇專訪是《深圳商報》記者古國真、實習記者敏君采寫的，時間是2004年3月2日。
副標題原本是中山大學文化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李宗桂教授談“文化立市”，現副標題是筆者加的。
——《深圳商報》記者專訪［本報廣州4日電］（《深圳商報》記者古國真、實習記者敏君）“深圳應當努力建設‘家園文化’，使得每個深圳人都有文化認同感。”昨日，我國文化研究專家中的佼佼者——中山大學文化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李宗桂教授接受記者采訪時，對於深圳市委提出的“文化立市”戰略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並從公民素質教育、人文精神構建、“家園文化”建設等方麵表達了他本人對深圳如何做好“文化立市”這篇大文章的關注。
“文化立市”不亞於“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影響
李宗桂教授曾擔任深圳關於建設率先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示範市的調研報告中的文化建設分報告的評審專家，並且經常到深圳參與文化建設的活動，因而對深圳文化建設情況可謂是了如指掌。
他認為，城市是文化的產物，沒有文化的城市是不可思議的；現代化的本質是人化，而不是物化。
人化，從根本上講，就是“文化”。
深圳“文化立市”，反映了深圳的新型價值追求，樹立了新的文化形象，其意義不亞於改革開放初期“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效率意識對於當代中國文化和價值觀念的深刻影響。
無論從全球經濟文化日益一體化的角度審視，還是從當代中國樹立新型發展觀的高度考察，“文化立市”的戰略都是科學理性精神和人文價值精神的表現。
因此，深圳市委、市政府提出的“文化立市”戰略，對於超越傳統的工業文明發展觀，對於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對於提升深圳的國際國內形象，特別是對於大力提高市民的綜合素質，創造美好的精神家園，提升深圳的人文精神價值和科學理性精神，建設現代化、國際化的高品位文化城市，都有極為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