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銀行在中國的勢力，除了發行紙幣和彙兌以外，還有存款。中國人有了錢，要存到銀行內。不問中國銀行的資本是大是小，每年利息是多是少，隻要知道是中國人辦的，便怕不安全，便不敢去存款。不問外國銀行是有信用沒有信用，他們所給的利息是多是少，隻要聽到說是外國人辦的，有了洋招牌，便吃了定心丸，覺得極安全，有錢便送進去；就是利息極少，也是很滿意。最奇怪的是辛亥年武昌起義以後，一般滿清皇室和滿清官在怕革命黨到了，要把他們的財產充公，於是把所有的金銀財寶都存到各處外國銀行，就是沒有利息，隻要外國人收存，便心滿意足。甚至像清兵和革命軍在武漢打仗，打敗了的那幾日，北京東交民巷的外國銀行所收滿人寄存的金銀財寶不計其數，至弄到北京所有的外國銀行都有錢滿之患，無餘地可以再存；於是後來存款的，外國銀行對於存款人不但不出息錢，反要向存款人取租錢，存款人隻要外國銀行收存款，說到租錢，外國銀行要若幹便給若幹。當時調查全國的外國銀行所收中國人的存款，總計一二十萬萬。從此以後，中國人雖然取回了若幹，但是十幾年以來，一般軍閥官在像馮國璋、王占元、李純、曹錕到處搜括，所發的橫財，每人動輒是幾千萬，他們因為想那些橫財很安全，供子子孫孫萬世之用，也是存入外國銀行。所以至今外國銀行所收中國人存款的總數，和辛亥年的總數還是沒有什麼大加減。外國銀行收了這一二十萬萬存款，每年付到存款人的利息是很少的，最多不過四五厘。外國銀行有了這一二十萬萬錢，又轉借到中國小商家，每年收到借款人的利息是很多的，最少也有七八厘，甚至一分以上。因此外國銀行隻任經理之勞，專用中國人的資本來賺中國人的利息，每年總要在數千萬。這是中國人因為要存款到外國銀行，無形中所受的損失。普通人要把錢存到外國銀行內的心理，以為中國銀行不安全，外國銀行很安全，把款存進去，不怕他們閉倒。試問現在的中法銀行停止營業，把中國人的存款沒有歸還，中法銀行是不是外國銀行呢？外國銀行的存款是不是安全呢？外國銀行既是不安全，為什麼我們中國人還是甘心情願，要把中國的錢存到外國銀行，每年要損失這樣大的利息呢？推究這個原因，也是中了外國經濟壓迫的毒。外國銀行一項，在中國所獲之利，統合紙票、彙兌、存款三種算之，當在一萬萬元左右。
外國銀行之外，還有運費。中國貨物運去外國固然是要靠洋船，就是運往漢口、長沙、廣州各內地，也是靠洋船的多。日本的航業近來固然是很發達，但是日本最先的時候隻有一個日本郵船會社，後來才有東洋汽船會社、大阪商船會社、日清汽船公司航行於中國內地，航行於全世界。日本航業之所以那樣發達，是因為他們政府有津貼來補助，又用政治力特別維持。在中國看起來，國家去津貼商船，有什麼利益呢？不知日本是要和各國的經濟勢力相競爭，所以在水上交通一方麵也和各國締結條約，訂出運貨的運費，每噸有一定的價錢。比方由歐洲運貨到亞洲，是先到上海，再到長崎、橫濱。由歐洲到上海，比較由歐洲到長崎、橫濱的路程是近得多的。但是由歐洲運貨到長崎、橫濱，每噸的運費，各船公司定得很平，至於由歐洲運貨到上海的運費，中國無航業與他抵抗，各船公司定得很貴；故由歐洲運貨到長崎、橫濱，比較由歐洲運貨到上海，每噸的運費還要便宜。因此，歐洲貨物在日本出賣的市價，還要比在上海的平。反過來，如果中國貨物由上海運去歐洲，也是比由長崎、橫濱運去歐洲所費的運費貴得多。若是中國有值一萬萬塊錢的貨物運往歐洲，中國因為運費的緣故，就要加多一千萬。照此計算，就是一萬萬之中要損失一千萬，中國出入口貨物的價值每年已至十餘萬萬以上，此十餘萬萬中，所損失也當不下一萬萬元了。
此外還有租界與割地的賦稅、地租、地價三項，數目亦實在不少。譬如香港、台灣、上海、天津、大連、漢口那些租界及割地內的中國人，每年納到外國人的賦稅，至少要在二萬萬以上。像從前台灣納到日本人的稅，每年隻有二千萬，現在加到一萬萬。香港從前納到英國人的稅，每年隻有幾百萬，現在加到三千萬。以後當然照此例更行增加。其地租一項，則有中國人所收者，有外國人所收者，各得幾何，未曾切實調查，不得而知，然總以外國人所收為多，則不待問了。這地租之數，總比之地稅十倍。至於地價又年年增加，外人既握經濟之權，自然是多財善賈，把租界之地平買貴賣。故此賦稅、地租、地價三項之款，中國人之受虧每年亦當不下四五萬萬元。
又在中國境內外人之團體及個人營業，恃其條約之特權來侵奪我們利權的，更難以數計。單就南滿鐵路一個公司說，每年所賺純利已達五千餘萬。其他各國人之種種營業，統而推之，當在萬萬以上。
更有一樁之損失，即是投機事業。租界之外人，每利用中國人之貪婪弱點，日日有小投機，數年一次大投機，盡量激發中國人之賭性熱狂。如樹膠的投機，馬克的投機，每次之結果，則中國人之虧累至少都有數千萬元。而天天之小投機事業，積少成多，更不知其數了。像這樣的損失，每年亦當數千萬元。
至於戰敗的賠款，甲午賠於日本者二萬萬五千萬兩，庚子賠於各國者九萬萬兩，是屬於政治上武力壓迫的範圍，當不能與經濟壓迫同論，且是一時的，不是永久的，尚屬小事了。其他尚有藩屬之損失、僑民之損失，更不知其幾何矣。這樣看來，此種經濟的壓迫，真是厲害得很了。
統共算起來：其一，洋貨之侵入，每年奪我利權的五萬萬元；其二，銀行之紙票侵入我市場，與彙兌之扣折、存款之轉借等事，奪我利權者或至一萬萬元；其三，出入口貨物運費之增加，奪我利權者約數千萬至一萬萬元；其四，租界與割地之賦稅、地租、地價三樁，奪我利權者總在四五萬萬元；其五，特權營業一萬萬元；其六，投機事業及其他種種之剝奪者當在幾千萬元。這六項之經濟壓迫，令我們所受的損失總共不下十二萬萬元。此每年十二萬萬元之大損失，如果無法挽救，以後隻有年年加多，斷沒有自然減少之理。所以今日中國已經到了民窮財盡之地位了，若不挽救，必至受經濟之壓迫至於國亡種滅而後已！
當中國強盛時代，每要列邦年年進貢，歲歲來朝。而列邦的貢品，每年所值，大約也不過百數十萬元，我們便以為非常的榮耀了。到了宋朝中國衰弱的時候，反要向金人進貢，而納於金人的貢品每年大約也不過百數十萬元，我們便以為奇恥大辱。我們現在要進貢到外國每年有十二萬萬元，一年十二萬萬，十年就一百二十萬萬。這種經濟力的壓迫，這樣大的進貢，是我們夢想不到的，不容易看見的，所以大家還不覺得是大恥辱。如果我們沒有這樣大的進貢，每年有十二萬萬一宗大款，那麼，我們應該做多少事業呢？我們的社會要如何進步呢？因為有了這種經濟力的壓迫，每年要受這樣大的損失，故中國的社會事業都不能發達，普通人民的生機也沒有了。專就這一種壓迫講，比用幾百萬兵來殺我們還要厲害。況且外國背後更拿帝國主義來實行他們經濟的壓迫，中國人民的生機自然日蹙，遊民自然日多，國勢自然日衰了！中國近來一百年以內，已經受了人口問題的壓迫。中國人口總是不加多，外國人口總是日日加多。現在又受政治力和經濟力一齊來壓迫。我們同時受這三種力的壓迫，如果再沒有辦法，無論中國領土是怎麼樣大，人口是怎麼樣多，百年之後一定是要亡國滅種的。我們四萬萬人的地位是不能萬古長存的。試看美洲的紅番，從前到處皆有，現在便要全數滅亡。所以我們曉得政治壓迫的厲害，還要曉得經濟的壓迫更厲害。不能說我們有四萬萬人，就不容易被人消滅。因為中國幾千年以來，從沒有受過這三個力量一齊來壓迫的。故為中國民族的前途設想，就應該要設一個什麼方法，去打消這三個力量。
編按：本篇是孫中山先生於1905年8月13日在日本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大會上的著名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