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這種戰戰兢兢、時刻處於危機之中的心態，造就了曾國藩一刻也不放鬆的性格，成就了他的顯赫功業。曾國藩深有體會，他說：陸遊說能長壽就像得到富貴一樣，開始我不知道他的意思，就擠進老年人的行列中了；我近來混了個虛浮的名譽，也不清楚是什麼原因就得到了這個美好的聲名了，古代的人獲得大的名聲的時候正是艱苦卓絕的時候，通常不能順利地度過晚年。我想到這些不禁害怕，準備寫奏折把這些權利辭掉，不要再管轄這四省，害怕背上不勝其任，以小人居君子的罪名。
小心才能使得萬年船。漢朝的兩位霍光和金日磾都是以謹慎小心出名。
班固說霍光“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仆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進退腳步都落在同一點上，真是小心之極；金日磾同樣如此，所以漢武帝臨終之時才會讓他們和其他兩位大臣共同輔佐朝政。不同的是，霍光的孝心僅限於自己，而金日磾還如此教育自己的後代。雖然霍光的勢力在朝野中更為強勢，但他死後，霍氏很快就被滅門；而金日磾的後代累世安然。
曾國藩就是像金日磾一樣，不僅自己小心，也如此叮囑家人。他在給曾國荃的信中說：“至阿兄忝竊高位，又竊虛名，時時有顛墜之虞。吾通閱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權勢，能保全善終者極少。”
多一份謹慎，就多一份勝算，就是有所熟思而後動。正因為在處世上如此小心謹慎地對待，曾國藩才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煩，在成功的道路上走得順暢。
大事要抓嚴，小事可放鬆
鄙意辦理洋務，小事不妨放鬆，大事之必不可從者，乃可出死力與之苦爭。
——曾語良言
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要想幹大事，在很多事情上就隻能選擇不計較，這樣才能在大的原則性的問題上抓得更緊。
但是，小事不計較並不是不看重、不注意，事實上曾國藩一生勤勉，做學問則持之以恒，始終如一，做事則事無巨細，必定躬親，因此他的操勞和付出也遠遠超出旁人。他在給吳坤修的信中寫道：鄙意辦理洋務，小事不妨放鬆，大事之必不可從者，乃可出死力與之苦爭。當康熙全盛之時，而天主教已盛行中國，自京師至外省名城，幾於無處無天主堂。以今日比之康熙時，則傳教一事猶為患之小者，故鄙意不欲過於糾纏，正欲留全力以爭持大事耳。
他在給弟弟國荃寫信說：“弟論兵事，宜從大處分清界限，不宜從小處剖晰微茫。”
曾國藩能夠清楚地對眼前的大事或者小事做出判斷，他認為那種隻看到眼前的、小處的利益，看不到大局，為了貪了小便宜而遭受了更大的損失的情況視為一大弊病。他在給鹹豐皇帝的上疏中，就曾經激切批評了這一積習，說現在人才不振，皆因謹小而忽於大。
針對這一弊政，曾國藩提出了“舍小圖大”的觀點——寧可放棄局部利益，也不能使全局受害。為了達到大目標，保證全局利益，有時在小處應當放鬆，以使自己有回旋餘地，掌握主動。
曾國藩曾說：“凡與洋人交際，小事可許者，宜示以大平恕，大事不可許者，宜始終堅持力爭。若小事處處爭競，則大事或反有放鬆之時，不分大小，朝夕爭辯，徒為彼族所輕視也。”
不計較小事能夠彰顯氣度，但是在原則問題上鬆口，就會被對方所瞧不起。利益是相對的，曾國藩認為國家的安寧比那些更為重要，所以才有了他在天津教案中的舉措。
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發生了多期兒童失蹤的案件，民間懷疑是外國修女在育嬰堂裏取孩童心肝為藥，一時民情激憤，反洋教情緒日漸高漲。
六月十八日，人販子武蘭珍被抓獲，他供認是教民王三給他迷藥迷拐嬰兒的，還說王三就躲在天主教堂裏。知縣劉傑帶武蘭珍去教堂交涉，但教堂卻說沒有這個人。為官的群眾與教堂的人發生口角並大打出手。法國駐天津的領事豐大業得知後要求同賞大臣崇厚派兵鎮壓，還驕橫地兩次開槍，槍聲傳來，民眾以為“中法開戰”，湧到通商大臣衙門前，豐大業又拔槍向劉傑射擊，打傷了劉傑的跟班。圍觀百姓憤怒之下打死了豐大業和他的秘書西蒙，隨後焚毀了幾處法國和英美教堂，打死很多外國教士、商人。這就是“天津教案”。
事發後，英美法等七國軍艦集結天津、煙台海麵，形勢嚴峻。為平息此事，慈禧太後命曾國藩前去查辦此案。此時曾國藩正身患重病，他的幕僚們都勸他借病推開這個燙手的山芋。
曾國藩給兒子留下了一封遺囑帶病前去了。經過調查，他確認教堂迷拐嬰兒等事純屬謠傳，此案是由豐大業開槍殺人引起的，中國民眾的行為純屬義憤，但是也有不法之徒借機殺洋人以劫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