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左宗棠西征時，曾國藩與他人談起他時，說：“放眼看天下，這個重任恐怕也隻有左宗棠一個人能擔任吧！”可見總國藩對他的欣賞。而曾國藩死後，左宗棠評價曾國藩說：“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也；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
左宗棠雖然脾氣暴躁、目中無人，與曾國藩也時有交惡，但他也為曾國藩的一片赤誠所打動，英雄相惜。此後他還極力照顧曾家，與曾國荃共同成為湘軍集團的中流砥柱。
人生難得是知己。曾國藩與左宗棠兩個人雖然脾性不和，卻都是當時的英雄，對彼此都在心中敬重有佳，這不得不歸功於曾國藩此前對他的一再愛護。
仁民愛物，體貼下屬
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我與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愛物，是於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於尊官厚祿，高居人上，則有拯民溺救民饑之責。讀書學古，粗知大義，即有覺後知覺後覺之責。孔門教人，莫大於求仁，而其最初者，莫要於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數語。立人達人之人，人有不悅而歸之者乎?
——曾語良言
得民心者得天下，百姓是曆史的代言人，真正能在政治舞台上成就事業的人都要經過百姓的許可，而唯有仁愛才能得百姓。曾國藩是儒門子弟，篤信儒家的仁愛之道，同時受宋明理學思想的影響也比較大。他說“我與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其實就是對朱熹思想的一個傳承，得出的結論就是應該把對他人的仁愛當做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曾國藩在帶領湘軍對抗太平天國時同樣以仁愛治軍。他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時候被人稱作是“曾剃頭”，以示其殘暴。其實，他也是不得已而為之，他說：“吾家兄弟帶兵，以殺人為業，擇本已自不慎，推於禁止擾民、解散脅從、保全鄉官三端痛下工夫，庶幾於殺人之中，寓止暴之意。”
對待好友，曾國藩也竭盡仁義之情。
有一次，好友邵惠西的夫人攜帶孩子來上海逃避戰亂，曾國藩得知此事後秘密地派人把她的兩個兒子和一個已出嫁的女兒都接了過來，還每月出銀子為他們一家人租了房子，把他們都安置妥當。幾年後，邵惠西的夫人和長子相繼病故，她的次子和女婿送靈柩回故土，留下小女兒一人在家。曾國藩見她孤苦伶仃，無依無靠，就讓夫人收她為義女，這樣她就能受到曾家周全的照顧了。
曾國藩還對士兵關懷有嘉，他說，“吾輩帶兵，如父兄之帶子弟一般。無銀錢、無保舉，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之困擾民而壞品行，因嫖賭洋煙而壞身體。個個學好，人人成材，則兵勇感思，兵勇之父母亦感恩矣。我待將官如兄弟，我待兵勇如子侄。”
在看到百姓飽受戰亂之苦時，曾國藩幾次欷歔不已：“近年從事戎行，每駐紮之處，周曆城鄉，所見無不毀之屋，無不伐之樹，無不破之富家，無不歎之貧民。大抵受害於賊者十之七八，受害於兵者十之二三。目擊心傷，喟然私歎行軍之害民，一至此乎！故每於將官委員告誡，總以禁止騷擾為第一義。”
他自己愛護百姓，也告誡弟弟要心存愛民之心：“弟在軍中，望常以愛民誠懇之意，理學迂闊之語，時時與異兵說及，庶勝則可以立功，政亦不致造孽。當此大亂之世，吾輩立身行間，最易造孽，亦最易積德。吾自三年招勇時，即以愛民為第一義，曆年以來，縱未必行得到，而寸心絕不敢忘愛民兩個字，尤悔頗寡。”
自己要有所成就，就先要幫助部屬有所成就，自己要有前途，就先要幫助部屬有前途。對待部屬，要像對待自己的子弟一樣親，一心希望他們成才，希望他們有所成就，這樣他們就會誓死以報。這就是孔子所言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老子說：“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隻有不是為自己而忙碌的人，才能夠獲得更為永恒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