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說，如果想要修身養性，也應該找一個聖賢作為楷模一心一意地向他學習，如此才能有較大的進步。如果眼睛看太多地方的話就會眼花，如果同時聽太多聲音的話就難以辨別，這就是專心的重要。
作戰也是一樣。
曾國藩曾致信湘軍將領張運蘭說：“主守則專守，主戰則專戰，主城則專修城，主壘則修壘，切不可腳踏兩邊橋，臨時張皇。”
他認為李元度之所以打敗仗就是因為攻守不定，就在於他沒有堅定地守城。李元度主張打開城門去作戰，戰敗後再進城分守。但是這個時候敵人不等你分布好就已經進攻了，而且此時我方士兵丟兵卸甲，士氣已經受挫，怎麼可能堅守呢？
所以曾國藩認為如果要守城就應該早點布置妥當，等敵人攻城而自己不要主動作戰。等把形勢看分明了再出擊，如果沒有必勝的把握就不能出城打仗。他幾次如此告誡李元度，但是他都沒有聽進去，在徽州全軍崩潰，不僅徽州失守，還危及祁門。
這次戰役之後，曾國藩對“專”的要求更上了一層。很多人都會心存僥幸，想學狡兔三窟，但是那些遊移不定、左顧右盼的做法不僅不能兩邊都討好，反而還會滿盤皆輸。
以靜製動，寧靜方能致遠
心以收斂而細，氣以收斂而靜。
——曾語良言
追名逐利是官場上的人進取的動力所在，但是如果人生僅僅以此為目標，就會為蠅頭微利、蝸角虛名所左右，難以達到更為高遠的境界。與外在的積極相對，一個人要做到內在的“靜”才能夠幹成大事業。
曾國藩說：“‘靜’字功夫要緊，大程夫子成為三代後的聖人，亦是‘靜’字功失足。王陽明亦是‘靜’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動心。若不靜，省身也不密，見理也不明，都是浮的。”
他認為，除私欲，戒妄念，靜以養心是一個人修身成為聖賢的一大要素。
曾國藩一生涉足官場，為政務、軍務所纏身，不可能對功名利祿不動心。好友劉蓉評價初次進京趕考的曾國藩時，說他：“銳意功名，意氣自豪。”曾國藩在考中進士時，名列三甲，按照慣例，三甲進士多不能入翰林，曾國藩既羞愧又失望，差一點就回家了。後來，由於幾個好友的盡力規勸，年輕氣盛的曾國藩才留了下來，按時參加朝考。
人在年少的時候需要名利作為前行的動力，但是隨著人生閱曆的豐富，還是一味地沉靜在其中的話就會將自己的人生局限起來。
曾國藩自己也意識到了自己的名利之心，因此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二月初九的日記中作了反省：“見好物與人爭，若爭名爭利，如此則為無所不至之小人矣，倘所謂喻利者乎?與人爭名爭利，則流於小人之列，這是正人君子所不齒的。”
一次，曾國藩讀蘇軾的詩，其中有雲：“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曾國藩看後沉思良久，又添上了兩句自己的話：“修德不求報，能文不求名。”
積極入世是儒家的教誨，但是在仕途中，人不得不與功名利祿打交道，一不小心就會迷失原本“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初衷。治生、讀書、修德、能文都是具體可見的，而做這些事的動力“求富、求官、求報、求名”就太過功利化了。
他很欣賞古人淡泊名利的情懷，曾在日記中寫道：“中飯後熱極，因讀東坡‘但尋牛矢覓歸路’詩，陸放翁‘斜陽古柳趙家莊’詩，杜工部‘黃四娘東花滿溪’詩，念古人胸次瀟灑曠遠，毫無渣滓，何其大也!餘飽曆世故，而胸中猶不免計較將迎，又何小也!”
正是因為心中不計較，才顯露出他胸懷之廣闊，這樣下筆才能從容瀟灑。同時他又對自己做了批評：“無奈我做詩之時，隻是要壓倒他人，要取名譽，此豈複有為己之誌? 聞譽，心忡忡，幾不自持，何可鄙一至於是!此豈複得為載道之器乎?凡喜譽惡毀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於此關打不破，則一切學問才智，適足以欺世盜名為己矣。謹記於此，使良友皆知吾病根所在。”
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這才是大家的風範。而自己在做詩詞時卻想著要超過他人取得名譽，如果沒有名譽就會耿耿於懷，這樣從詩詞中得來的趣味就變質了，自己也變成了斤斤計較的小人。